摘要: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和《哲学研究》上发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1))系统阐述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历史脉络和丰富内涵，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培育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的全过程，有效激发了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无穷智慧和创造力，为推动浙江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当前，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阶段，浙江牢牢扭住奋力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这一历史任务，围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聚焦聚力”，深化“十项重大工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新篇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浙江更加需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走在前、作示范”凝聚强大精神动力。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要求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浙江现象”，进一步总结“浙江经验”，与时俱进地充实和丰富“浙江精神”。当前，结合时代特点，置身新的历史方位，系统梳理浙江精神形成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和发展逻辑，发掘浙江精神的时代内涵，解码浙江精神的实践伟力，提炼浙江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内在机制、现实路径与经验模式，对于深化浙江精神的研究，进一步发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风化人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八八战略”

基金: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提升与实践转化”（24ZWH03ZD）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立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原副校长;查志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段治文，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求是特聘教授;张红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文化发展与文化浙江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卓勇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系统阐述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和丰富内涵，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注他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实践深层动因的浙江精神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作出重要论断。一方面，他认为，“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注。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精神，是“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浙江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的产物，浙江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注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断，从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独特视角，阐明了浙江精神形成的内在机理，也从浙江现象、省域现代化层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赓续又更新中华文明的内在机理。

“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聚焦浙江新历史方位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着力破解“成长烦恼”与“先发难题”，紧扣打造推动浙江新发展的精神支撑力这一主题，在深入思考基础上得以提炼和概括；既着眼于传承和弘扬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精神血脉中“已有”的文化基因，更着眼于形成浙江人民开拓未来“应有”的群体性精神品格。“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蕴含着深刻的大逻辑、大变化、大课题，传承了数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于伟大建党精神以及大陈岛垦荒精神、蚂蚁岛精神、海霞精神，凝炼了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既是浙江人民对昨天的总结与传承，更是对今天的鞭策和对明天的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等论断。注这些论断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从“赓续”和“更新”视角对浙江精神形成内在机理的思考和阐述，既同条共贯、一脉相承，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从萌发到丰富发展的清晰脉络。

浙江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作为其具体体现的浙江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赓续了浙江人的“文化基因”。所谓“文化基因”，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在物质产品、信仰、思想观念、制度中的积淀，是代代相传的惯例和行事方式，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密码，一种对社会行为起到规范引导作用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否自觉认知，“文化基因”始终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正是千百年来相传的“文化基因”及其所蕴含的观念、理性、胸襟、情怀、品性、气节和志向，构成了浙江精神得以凝练的文化密码，为浙江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这不仅“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而且“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注

从呈现出文明曙光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等考古文化，到明清时期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跳动着、支撑着、推进着的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沈括的博学多才、精研深究以及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等，注其中蕴含的精神理念与文化内涵，都给浙江精神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底色。浙江精神也浸润于陈亮和叶适的“经世致用”、王阳明的“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等浙东思想传统中。“与‘钱塘自古繁华’相适应，古代浙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都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的思想，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注

雷德菲尔德认为，文明社会存在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即“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的、依赖文字书本传承的大传统，以及民间自然萌发、直观朴素、依赖口耳相传和生活习俗延续的小传统。借用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析框架来看，浙江精神不仅植根于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等创作创造、依赖文字书本传承的大传统，而且也赓续了浙江区域源远流长的“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经商传统”“务实传统”等民间小传统。大传统不断从小传统中汲取养分，将民间小传统提炼、升华为大传统，再通过各种教化途径影响和改造小传统。浙江人的精神、浙江区域的“文化基因”，正是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得以孕育、形成并传递和发扬光大的。

浙江精神浸润于“百工之乡”的民间小传统。“‘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尊师重教的文化积淀，哺育了浙江人的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注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聚居生息于今杭州良渚一带的先人，已经开始从事陶器、玉器、竹木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已较广泛地从事纺织、冶炼、酿酒等手工业。此后，秦汉至明清，浙江不仅纺织业、制陶业、酿酒业等固定手工业作坊一直长盛不衰，而且木工、漆工、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打金等挑行担流动的百工手艺人也层出不穷。比如，东阳泥水木匠、永康铁匠、义乌麦芽糖手工艺人、台州绣花女、温州皮鞋匠、永嘉弹棉花郎等。正因为如此，费孝通说，“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商贩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改革开放以来两地形成不同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乡镇办的工业，浙南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苏南是从农副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出工业，以工扩商。”注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雨露，激活了浙江区域代代相传的“百工之乡”这种“文化基因”，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背景的情况下，全省各地在浙江精神的引领下迅速形成了千家万户办企业的创业浪潮和富有特色的本土产业。

历史上，浙江不仅是一个有深厚手工业文化底蕴的“百工之乡”，而且也是全国民间商业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之一。“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注

早在秦汉时期，会稽已经出现“越大市”。在朝廷减赋和“食货并重”政策激励下，会稽境内商贸活动逐渐活跃，“贩缯（丝绸）为业”“抱布贸丝”者遍及城乡。东汉时期，会稽的越布、越瓷、铜镜已闻名中外。三国时期，山阴又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铜镜、越布交易中心。东晋、南朝时，绍兴市面繁荣，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誉。山阴道上民物殷阜，征货贸粒，商旅往来，成为江东绢米交易中心。隋时，杭州呈现出“珍异所聚，商贾辐辏”的繁荣景象。中唐以后，杭州已是“百货所殖”和“万商所聚”之地。唐末的杭州“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鱼盐聚为市，烟火起为村”，“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南宋迁都杭州后，杭州商业越来越兴盛。斯波义信指出：“无需引用马可·波罗的证词，南宋首都临安府（治今杭州）是9-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注除杭州外，其他地区商业也日益繁荣。如，南宋宝庆年间，宁波府有22个集市。绍兴府城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36坊，增至南宋嘉泰年间的96坊。南宋初期，温州因商业繁盛、商人众多而闻名全国。南宋绍兴年间程俱《席益差知温州制》中提及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从商者“晨钟未歇，人与鸟雀偕起”。明代宁波府有大市、中市、后市、甬东市、西郭市等著名集市。明代台州府治所在地临海有“府城日日市”之称，温岭县内则有19个集镇聚货交易。清乾隆年间，宁波府集市已增至113市，并从十日一市发展为五日一市、三日一市。源远流长的民间工商传统，给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等浙江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精神气质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特殊的自然条件、相对发达的民间工商业等诸多因素，也孕育、造就了浙江民间深厚的“务实”文化传统和精神品格。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决定了历史上的浙江人必须“务实”才能谋取糊口之资，“资源贫乏逼迫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注而工商活动的经济理性，决定了手工业者和商人必然是“讲求实效”“务实”的。“讲求实效”“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观念必然先孕育、形成于民间，然后逐渐在浙东事功学思想家的大传统中得以总结、提炼和概括。当然，在传统社会，包括浙东事功学思想家在内的儒家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的领导阶层，对广大民众承担着“教化”的责任。正是通过这种“上行之，下效之”的“教化”过程，浙东事功学思想家提炼、升华、概括的思想观念，反过来又对民间社会心理产生了导向和化育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民间“讲求实效”“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意识和精神。由此，浙江人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大传统中，而且也流淌在小传统中，“既流溢在良渚的玉器上、鲁迅的诗文里，也徜徉在西湖的山水间、梁祝的蝶舞中”。注

正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锤炼了浙江人民自强不息、兼容并蓄、义利兼顾、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品格，砥砺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崇德厚文、卧薪尝胆、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精神品格，构成了市场经济先行、民营经济先行、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先行的内在动因。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注“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经商意识和务实性格；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造就了浙江人敢为人先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开拓意识和图强精神；“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哺育了广大民众手工专业技能和强烈的自我创业意识。浙江区域文化不仅洋溢着浓郁的经济气息，而且呈现融汇多元文化的特质，既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山海并利的生存环境中，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浙江人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精神气质：既有“山的韧性”“内陆文化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点”，又有“海的胸襟”“海洋文化敢于开拓、勇于冒险的胆气”。注正是这些始终流淌在浙江人精神血脉中的“遗传因子”，“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注在各个历史时期激励着浙江人永不自满、永不停息，不断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要言之，“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赓续了浙江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注另一方面，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在当代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还需要与一定的时代条件相结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作为浙江精神深厚底蕴的区域文化，虽然赓续了“文化基因”，但又必然不是那种未经过辩证取舍的、原装的、尘封的区域文化的古代形态，而必然是被时代精神赋予了现代力量、经历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区域文化的现代形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浙江人“文化基因”的结果，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底蕴深厚的区域文化、浙江精神是浙江的“先发密码”，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又赋予了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浙江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从浙江文明史来看，从古代到现代，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总是与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人民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相伴随的。“浙江精神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注浙江人民的精神是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跳动着、支撑着、引领着的力量。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江人民的精神”这种“文化基因”，构成了浙江走在全国前列的“先发密码”、核心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在浙江精神的引领下，浙江人不奢望天上掉下馅饼，找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创办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自己造一个“泥饭碗”，自强不息、发愤图强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经济模式。在浙江精神的引领下，浙江人宁肯苦干，不愿苦熬，为了创业，可以四海为家，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在浙江精神的引领下，浙江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推进了农民进城、兴商建市等诸多卓有成效、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探索和创新。“浙江人不尚空谈，不图虚名，不争论、不攀比、不张扬，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地创业，一点一点地积累。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于卓有成效的做法，无论别人怎么议论，也决不动摇。”注由此，习近平同志得出结论，“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浙江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注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又赋予底蕴深厚的区域文化、浙江精神以与时俱进的新的时代内涵。任何时代物质或精神的创新，都离不开继承。希尔斯认为，“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注创新是对原有事物合理部分的发扬光大，而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浙江精神已经深深积淀于浙江人民的血脉里，体现于浙江人民的胸襟、情怀、品性、气节和志向中，是浙江人民代代相传的“遗传因子”。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首先必须赓续传统。与此同时，传统又需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由于对某些已接受了传统的人来说，传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从而它们发生了变化。当一项传统处于一种新的境况时，人们便可以感受到原先隐藏着的新的可能性。”注这就意味着在传承浙江人民精神传统这一“遗传因子”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使之与时代精神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走自己的路”“一切从实际出发”“拿事实说话”“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求实、开拓、创新精神。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顺应时代潮流，把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同浙江具体实际、同浙江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动摇、不攀比、不张扬、不争论、不气馁”的工作指导方针，以及一整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措施和办法。对于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的成功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提炼和推广，对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加以引导和破解。特别是实施“八八战略”以来，浙江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把与时俱进培育和弘扬浙江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将之贯穿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这就在弘扬浙江精神的同时，赋予了浙江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业创新的智慧和勇气。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结果又是文明生命更新产物的辩证性论断，可以追溯至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思考与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的论断。注这一论断深刻地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实践的深层原因，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所赓续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原封不动”的传统，而是一种与“当今时代精神”有机结合、既“传承过去”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了的“新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江人民代代相传、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基因，推动了浙江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当今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不断赋予优秀文化传统、浙江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20 年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有效激发了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无穷智慧和创造力，为推动浙江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浙江在现代化先行奋力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的新征程新历史方位上，更加需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走在前、作示范”凝聚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支撑。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的的浙浙江江精精神神””蕴蕴含含的的文文化化发发展展理理念念

查志强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基于高度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个字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精神体系，既是对浙江历史文化基因的提炼升华，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历经20年实践检验，至今仍是推动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文化动力。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深刻把握这12字精神蕴含的文化发展理念，将之贯穿于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全过程，融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的具体实践，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部署，推动浙江加快建成高水平文化强省，既守护好“求真务实”的文化底色，又以“文化+”模式激活发展动能，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的双轮驱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蕴含丰富的文化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深刻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就在于全省人民大力发扬“浙江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年来，浙江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浙江，再到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坚持用浙江历史教育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人民，用浙江经验鼓舞人民，用浙江精神激励人民，推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为全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引领浙江发展。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根植于深厚的浙江文化传统，充分彰显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展现出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既赓续根脉、提炼基因，又与时俱进、转化发展。其中蕴含的文化发展理念，既强调文化软实力对经济硬实力的支撑作用，也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有机链接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解决了传统文脉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明确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提供了一种发展的视角，即文化不仅是发展的结果，更是发展的动因，启示我们：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是区域持续走在前列最深沉的动力。这为浙江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注、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

“求真务实”是文化发展的根基与方法论，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这一理念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相呼应，体现了文化发展必须立足实际、服务实践的原则。通过挖掘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诚信和谐”体现文化凝聚的核心价值，共同构建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准则，而和谐则是国家层面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既要求文化产品和服务坚守真实、公序良俗，又倡导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既传承历史诚信精神，又展现了文化在凝聚人心、维护社会和谐中的“黏合剂”作用。“开放图强”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体现文化发展的全球视野与时代担当。通过开放合作吸收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以自身文化特色参与国际对话，既推动了浙江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也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加快建成高水平文化强省的进程中，我们应深入领会、接续传承、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文化发展理念，强化深耕中华文明的主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尊重文化发展新规律，精准把握文化生态新特点，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人文经济融合发展，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最大限度释放文化生产和创新活力，形成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活化文化相得益彰的生动局面。

以“求真”溯源铸魂，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求理论之“真”、求规律之“真”、求科学之“真”，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持续深化溯源铸魂传播一体推进，以真理的力量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八八战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传播体系，持续擦亮青年理论宣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及浙江实践广为人知。

以“务实”激发活力，以“文化+旅游”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务实”精神强调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要求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十五五”时期是浙江推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的关键时期，也是浙江持续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突破提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坚持“务实”导向，用宽广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发展的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烦恼”，牢牢把握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这一动力源泉，推动文化要素融入各经济领域，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新突破，将浙江深厚的文化基因转化为一大批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可感知、可消费、可体验的文化新模式、新业态，激活文化经济新引擎。

以“诚信和谐”滋养社会，以“文化+民生”促进精神富有。“诚信”精神要求诚实立身、行为守信，“和谐”精神追求和美与共、和睦有序，这为“文化+民生”工作提供了价值指引。要把“诚信”作为社会文明之基，在全社会弘扬“诚信”美德，着力培育公民高尚道德良知，深化“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使之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规范，打响“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品牌。要将“和谐”精神融入文化民生建设，筑牢发展底座，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使广大人民群众体魄强健、精神愉悦，增强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按照繁荣新大众文艺要求深入推进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成功孵化基层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品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增强社会凝聚力。

以“开放”拥抱世界，以文化“新三样”出海提升传播力。“开放”精神要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以创新形式展现中华文明的时代魅力。要进一步增强全球眼光和战略意识，遵循国际传播规律，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不断拓展文化“走出去”的载体和渠道，构建海外新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化传播体系，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充分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的浙产文化IP，促进网文、游戏、视听等领域的联动合作，构建“文学-影视-游戏-衍生品”全链出海模式，将“开放”精神落实到文化“新三样”高质量高水平出海实践中，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为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浙江贡献。

以“图强”拥抱变革，以“文化+科技”催生文化发展新动能。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科技的每一次迭代都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突破。“图强”精神蕴含着励志奋进、奔竞不息的力量，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发展的实践，正是“图强”精神在数字化时代的崭新诠释。要增强“勇立潮头”的胆略，将“文化+科技”作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一招，通过“硬科技”与“软文化”的融合，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书写现实注脚。要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机遇，营造开放创新生态，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应用，用互联网思维优化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流程、打破传统边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的的浙浙江江精精神神””与与““八八八八战战略略””内内涵涵同同源源及及实实践践互互构构的的关关系系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浙江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同志对浙江发展的文化基因的深刻揭示；“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亲自擘画的浙江发展总纲领。两者不仅在理论上是内涵同源关系，而且在现实中是实践互构关系。浙江20年来的实践演进，既展现了浙江精神对发展战略的推动，又呈现了发展战略对浙江精神深化和升华的促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弘扬浙江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是进一步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样板的必由之路。

一一、、浙浙江江精精神神与与““八八八八战战略略””的的内内涵涵同同源源关关系系

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不是“文化+经济”的简单并列。从内容形成看，两者是互为血脉、彼此赋能的价值同构、内涵同源关系。“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擘画的总纲领，而浙江精神所强调的“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正是“八八战略”得以诞生的文化土壤，也是“八八战略”落地生根、历久弥新的文化密码和精神体现。

深入分析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同源的表现。首先，“求真务实”对应着“八八战略”中强烈的问题导向。“八八战略”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基于对浙江“八个优势”和“八个不足”精准诊断的务实创新。浙江人经世致用的传统与“求真务实”的精神，使得“八八战略”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其次，“开放图强”对应着“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的远见和决心。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资源小省的压力催生了浙江人闯天下的气魄，正是这种气魄被提炼为“八八战略”实现“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远见。再次，“诚信和谐”对应着“八八战略”中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战略要求。重视工商、讲究信用的浙江文化传统，为浙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文化支撑。

总之，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具有深厚的互为血脉、彼此赋能的内涵同源关系，由此推进着浙江发展始终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样板的源头活水和有力支撑。

二二、、浙浙江江精精神神与与““八八八八战战略略””的的实实践践互互构构关关系系

经过20年的深入实践，浙江精神已经成为践行“八八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八八战略”实施过程中，浙江精神不只是文化背景，更成为执行策略本身，是“八八战略”落地的源头活水和方法论。

深入分析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深刻的实践互构关系。首先，“走遍千山万水”的韧性，助推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实践。正是凭借着浙江人的这种草根精神，创造了浙江“对外开放”的优势，从单纯的出口加工升级为全球配置资源。其次，“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激活了“块状特色产业”。义乌不产咖啡豆却建成世界咖啡机贸易中心，桐乡不产羊毛却成为全球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和集散中心，等等。这种“零资源经济”现象，正是将“体制机制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生动展现。最后，“抱团互助”的网络，赋能了“城乡一体化”。浙江能够长期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正是“浙商”一贯具有的反哺乡梓传统与“千万工程”顶层设计相向而行的结果。

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20余年的实践互构进程，既展现了精神对战略的推动，又在战略践行中升华了精神。第一，推进了从“敢为天下先”向“为天下谋”的深化。传统的浙江精神偏重生存智慧，而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指引下，浙江精神融入了生态自觉与大局观。牺牲短期GDP治理污水、关停“低散乱”企业，体现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永续发展的现代化精神。第二，推动了从“经验驱动”向“创新引领”的升华。践行“八八战略”尤其是“数字浙江”建设，推动了浙江精神从依赖传统经商智慧，转向“数字浙江”实践。现在的浙江精神，不仅包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奋斗精神，更包括“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问出处”的豪情壮志。第三，实现了从“浙江实践”向“中国方案”的跃迁。在“八八战略”指引下，通过长期实践，将“千万工程”“枫桥经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经验推向全国，浙江精神也从“地域性格”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样本。

总之，通过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的实践互构，“八八战略”成为浙江精神在21世纪的战略呈现，浙江精神也成为“八八战略”实践的文化表达。践行“八八战略”不是被动执行文件，而是在新时代用最浙江的方式，创造性地回答“如何继续走在前列”的历史命题。这种精神与战略的深度融合，无疑是理解“浙江为什么能”的一把钥匙。

三三、、新新时时代代推推进进浙浙江江精精神神和和““八八八八战战略略””新新实实践践的的路路径径选选择择

在深入领会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的内涵同源以及长期的实践互构关系基础上，我们要面向未来，进一步弘扬浙江精神，推进新时代“八八战略”新的伟大实践。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实践中，不仅要避免将浙江精神与“八八战略”二者进行简单的机械叠加，更要推动二者产生更为深刻的化学反应，使之在当前“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注成为驱动浙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破局、重塑、领跑的核心引擎。

第一，以“开放图强”的担当开辟浙江“改革开放”的新境界。“八八战略”中第一条优势就是体制机制，但在新时代，浅层次的改革红利已褪去，新时代的“新实践”，就是要敢于向深水区挺进，推动传统“政策红利”向新形态的“制度红利”转换。弘扬“开放图强”精神，意味着不能躺在“最多跑一次”等成果的功劳簿上，而是要主动对标国际一流，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等“无人区”里率先破题，为全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探路。同时要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进一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不仅要在物理上修路架桥，更要用“开放图强”的胸襟，主动参与规则重构，把浙江的“数智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的“普遍经验”。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开辟浙江改革开放新境界，力争“在深度融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实现重大突破”。注

第二，以“无中生有”的智慧锻造浙江“数字经济”的新引擎。“八八战略”强调发挥产业优势，而新时代浙江面对的是制造业大省“由大到强”的质变关口。这就需要继续发挥“无中生有”的创造智慧。首先，要破解“转型焦虑”，消解传统产业外移压力，发扬浙江精神中的智慧和“韧性”，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定走好“数实融合”之路。这不是简单地用机器换人，而是用产业大脑赋能，让一块布、一颗螺丝钉因为数据而拥有“灵魂”，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从“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的跃迁。其次，要抢占“未来赛道”，抓住人工智能、未来产业等新风口，发扬“走遍千山万水”的韧劲，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积极布局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竞争制高点，力图从“应用创新”迈向“源头引领”，以浙江精神支撑“八八战略”中的“数字浙江”从消费互联网的先行者，蝶变为产业互联网的领跑者，力争“在建设创新浙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重大突破”。注

第三，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探索浙江高质量“共同富裕”建设的新路径。“八八战略”强调城乡协调发展。而新时代的浙江面对的是“山海协作”需要从“输血帮扶”升级为“造血共生”，这就需要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要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求真务实”的浙江精神昭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基于差异的充分发展。要通过推广“共富工坊”、深化“千万工程”，让山区的生态优势借助沿海的市场优势实现价值变现。最后，要重塑“评价标尺”。“求真务实”的浙江精神要求我们进一步纠偏传统政绩观。在新时代的“八八战略”新实践中，不仅要看GDP的增长，更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不仅要重视“物的增长”，更要注重把“人”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尺度，做好“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这篇大文章，力争“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上实现重大突破”。注

第四，以“诚信和谐”的底色构建浙江“省域治理”的新范式。“八八战略”的落实，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利益多元、诉求复杂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命题，要探索构建“省域治理”新范式。首先，要从“管理”走向“治理”，将“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通过创新基层治理体系，让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既是对“八八战略”中“法治浙江”“平安浙江”举措的深化，也是浙江精神中“诚信和谐”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制度化表达。其次，要创新服务型政府，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中，通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的新发展，力争“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实现重大突破”。注

总之，新时代“八八战略”的新实践，本质上是一个用浙江精神的时代化驱动浙江省域现代化战略内涵体系化和实践深度化的过程。只有将浙江精神的“精神柔性”与“八八战略”的“战略刚性”完美融合，浙江才能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答卷。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的的浙浙江江精精神神””蕴蕴含含的的思思想想创创新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重要阐述，从唯物史观视野审视“精神的力量”，从贯通古今的视野审视区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从融汇中外的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基础，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创新。

一一、、从从唯唯物物史史观观视视野野审审视视““精精神神的的力力量量””

根据唯物史观对意识、观念和精神的理解，“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而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唯物史观既肯定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又突出意识、思想、精神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意识、思想、精神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的反作用。习近平同志继承了唯物史观关于精神的立场观点，生动剖析和阐释了浙江精神的内涵要义和功能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的力量”的相关理论，其思想创新体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创造性阐释了浙江精神的属性。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区域文化精神。对于区域文化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论述中也有所涉及。譬如，马克思与法国社会活动家卢格曾共同推动《德法年鉴》创刊，其初衷就是将日耳曼精神和法兰西精神结合起来。人们一般认为，日耳曼精神就是善于思辨的哲学变革精神，而法兰西精神则是注重现实政治变革的精神，两者的结合，就是思想与现实的结合和贯通。所以，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注“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注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继承唯物史观基础上，结合浙江精神发展，作出创新性阐发。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注在这里，习近平对浙江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两者的关系作了清晰阐释，即浙江精神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浙江精神的底色。也就是说，习近平同志所理解的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区域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总，浙江精神是分，中华民族精神是普遍的，浙江精神是特殊的，作为具有特殊性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浙江精神，蕴含着作为普遍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同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

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注就此而言，习近平同志所阐述的“浙江精神”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人民性、历史性等属性。所谓民族性，即浙江精神属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谓时代性，即浙江精神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所谓区域性，就是浙江精神是浙江这个区域的文化精神；所谓人民性，即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创造和孕育出来的；所谓历史性，即浙江精神是千百年来历史奋斗和历史积淀形成的。因而，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人民性、历史性，五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浙江精神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同志关于浙江精神本质属性的理解，既继承了唯物史观，又创造性地为我们把握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精神提供了思想启发。

第二，创造性阐释了浙江精神的功能。对于精神的功能，在思想史上很多哲学家都有深刻讨论。譬如，黑格尔曾指出，“精神就在于把握普遍东西”，注也就是说精神不是个人的，而是人群共有的普遍性存在。黑格尔又指出：“精神生活构成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环节”，注精神上的道德力量，提升了人的尊严和境界，精神具有时代性和稳定性。马克思主义批判了黑格尔对精神的唯心主义解释，将精神的根基立足于社会现实，但又继承了黑格尔对精神之普遍性、稳定性和时代性的理解。习近平同志对精神的功能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对精神的理解，并在分析浙江精神时，从多重维度阐释精神的功能和作用。

首先，提出了浙江精神是浙江人的宝贵财富和文化底蕴。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财富，对这一观点，马克思就曾多次加以阐释。譬如，马克思在讨论古希腊神话的时候就指出，随着人们对自然力的支配增强，神话就消失了，但古希腊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想象，具有“永久的魅力”，人们在阅读古希腊神话时，仍然能获得“高不可及的范本”以及精神上与审美上的享受。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精神作为人类不同历史阶段创造的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且构成后来人共同的精神财富。习近平同志关于精神的价值的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原理，认为浙江精神作为经过浙江人民千百年奋斗的成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浙江发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基因。这为我们继承和弘扬这一宝贵财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揭示了浙江精神是一种经济创造力、社会凝聚力、文化竞争力。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浙江精神时指出：“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大省建设，成为核心的文化竞争力。”注在此，习近平同志揭示了作为精神形态的浙江精神在浙江发展中已经融入经济、社会和文化之中，且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此观点实现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精神功能的观点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富有思想启发。

最后，确立了浙江精神是文化大省建设的核心和灵魂。精神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在文化之中具有什么地位，学界常有讨论。哲学家贺麟曾指出：“文化乃是精神的产物，精神才是文化真正的体”，“就个人言，个人一切的言行和学术文化的创造，就是个人精神的显现。就时代言，一个时代的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显现。就民族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显现。”注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由此可知，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一是表层文化，也叫物质文化；二是中层文化，也叫制度文化；三是深层文化，也叫哲学文化，且“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往往是三个层次彼此交叉，相互渗透，很难区分。深层文化渗透在表层和中层文化之中，表层、中层文化也映射出深层文化”。注这里的深层文化，即哲学文化。在讨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时，习近平同志从哲学高度，即时代精神的精华高度领会浙江精神，将浙江精神领会为“文化大省建设的核心和灵魂”。这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精神的观点，又创造性地运用于浙江文化大省的战略部署之中，将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具有统领性的核心和灵魂，付诸文化大省建设实践。

第三，创造性阐释了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在思想史上，关于精神的形成有很多观点，有的认为伟大的精神是神的创造，有的认为伟大精神是伟大思想家的灵感创造。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注习近平同志在讨论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并结合浙江的历史和人文精神发展，创造性阐述了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习近平同志指出：“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

新的精神品格。”注习近平同志在文中从历史出发，全面梳理了浙江文化发展史，以及在浙江文化发展史上涌现出来的推动浙江精神发展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文明成果，并指出：“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的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跳动着、支撑着、推进着和引领着他（她）们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注这就将浙江精神的形成归结为历史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譬如，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融合及以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的创新创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兼容并蓄和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厚德崇文和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这些论述可以领会到，浙江精神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精神形式，而是发展的、鲜活的、综合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经过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生产生活的历史锤炼和实践砥砺形成的。因此，习近平同志立足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形成的基本原理，又生动地结合浙江文化发展史和展现浙江人文精神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文明成果，用综合性视角和历史合力论观点，创造性阐述了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领会和认识区域文化精神提供思想启示。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浙江精神的阐释，既立足唯物史观，又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阐述了浙江精神的属性以及浙江精神的功能及其形成发展，并通过对唯物史观关于精神的观点的创造性运用，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精神的力量”提供了思想启发和创新洞见。

二二、、从从贯贯通通古古今今的的视视野野审审视视区区域域文文化化精精神神的的传传承承与与创创新新

习近平同志关于“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阐释，贯穿着古今贯通的历史视野，在新的理论高度讨论区域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转化和创新问题。其理论创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阐述了区域文化精神的累积论。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作为浙江省域文化精神的浙江精神，是千百年来浙江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注这些论述都揭示了文明的传承性和中华文明延续性的特质。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注重“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历史延续性特质，他在署名文章中曾列举对其形成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浙江远古文明，比如跨胡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还曾列举对浙江精神文化发展

作出杰出贡献的二十多位历史人物的思想影响，并梳理了从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到南宋、到明清和民国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生动的描述，揭示了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的延续和累积。注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层层累积，形成了浙江精神不断涌动、流淌的多重形态和价值内涵。历史上的浙江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是不断累积的思想成果和文明成就，共同奠定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精神特质、气质品格和文化基因。因此，习近平同志以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观，以挖掘浙江精神历史生成脉络的方式，生动阐述了作为区域文化精神的浙江精神形成的累积论。

第二，阐述了区域文化精神的转化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必然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注“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注这个改造的过程就是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即对以往的精神成果不断提炼和转化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关于“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阐发，以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的实践，对浙江历史上所出现和形成的浙江精神要素，以当代人视野进行提炼、总结、提取和转化，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是对历史中累积并生成的浙江精神经过提取和转化，“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注这些经过转化和凝炼出来的浙江文化基因，构成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使“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鲜活的生命力。因而，习近平同志以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视野，创造性阐释了作为区域文化精神的浙江精神是历史累积的结果，但又不是现成地接受这些累积的精神内容，而是立足当代人的实践需要和精神需要，经过对以往浙江历史文化加以淬炼、去粗取精的过程，使其转化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内在要素。

第三，阐述了区域文化精神的激活论。作为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经过当代转化而构成区域文化精神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基因。但是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基因，是需要伟大实践加以激活的。习近平同志在讨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时指出：“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它们‘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阳光雨露，全面

激活了浙江人民的这种‘文化基因’。”注这里的“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就是指内蕴于浙江精神之中的文化基因，经过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被充分激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注这种非常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传统，遇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被充分激活了，发挥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使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转化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核心的文化竞争力。因此，习近平同志立足贯通古今的视野，在剖析浙江精神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关系时，创造性阐发了历史文化精神是需要实践加以激活的观点。这一以历史实践激活伟大精神力量的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可谓意蕴一致、一脉相承。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阐述，立足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观，阐述了区域文化精神的累积论、转化论和激活论，为深入研究区域文化精神及其创新转化提供了思想启发。

三三、、从从融融汇汇中中外外的的视视野野审审视视中中国国式式现现代代化化的的价价值值观观基基础础

虽然“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研讨的是浙江区域文化精神和浙江改革开放发展背后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因素，但是，在提炼和总结浙江精神的过程中，还蕴含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建设的深刻反思。

一方面，“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反映浙江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而其背后的价值观问题常被各界关注。习近平同志提出并阐释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正是反映了对浙江现代化背后的价值观的探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伟大实践“迫切要求浙江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追求中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注而且“支撑我们在未来的实践”则“更需要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浙江精神的引领和激励”。注立足古今、面向未来、服务现代化建设，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鲜明特质，不管是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还是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都反映了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文化自觉和对浙江现代化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的追寻。因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均是浙江现代化之所以成功的价值观念，也是引领未来浙江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坐标，因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不仅来自历史，而且也面向未来，必将在浙江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精神的力量。

另一方面，“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蕴含着对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反思。我们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放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审视，它们蕴含的价值观念仍然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譬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诚信是“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基”。注这就跳出浙江和中国语境，将“诚信”归结为世界现代化普遍追求的价值观念，任何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诚信的价值观，否则欺诈盛行，则现代化必然迟滞和失序。求真和务实的价值观也是如此。再譬如“和谐”，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造成了两极分化、弱肉强食、社会矛盾丛生，由此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今日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凸显了世界和谐之可贵和对立冲突之危害。开放图强的价值观念，对于任何国家现代化也是适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不搞开放，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只能自外于世界潮流，如果不创新图强，最终只能被日新月异的历史潮流所淘汰。由此而言，“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不仅是反思浙江现代化的核心人文价值观，也是反思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全人类面临的价值观问题。总之，习近平同志以融汇中外的理论格局和视野，跳出浙江和中国，审视浙江精神背后所蕴含的世界现代化的价值观问题，这不仅实现了对浙江精神的理论升华，而且也赋予浙江精神以世界意义。

总而言之，习近平同志立足唯物史观，创新性运用唯物史观审视浙江精神，形成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想和观点，而且其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观和融汇中外的格局和视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区域文化精神的经典范例和方法论启示。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的的浙浙江江精精神神””蕴蕴含含的的深深厚厚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底底蕴蕴

浙江历史传统绵密深厚、独具性灵。她生发于清丽灵秀的自然山川，凭借着胼手胝足的辛勤劳作，遵从着理性自洽的哲学思维，涵育了壮阔豪迈的天下情怀，营建出绚烂多姿的创新业绩，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提供了丰厚的化育沃土。

进入21世纪，面对浙江发展中“先天的不足”和“成长的烦恼”，一些老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问题又不同程度地比全国先期遇到的实际情况。为使浙江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追求中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习近平同志2005年亲自主持开展“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研究。全面审视浙江历史文化、提炼蕴含其中的文化特质、研究浙江精神的历史基础和传统基因，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个地域文化精神的形成，并非同一文化要素的简单累加和重复，而是根植于本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浙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浙江精神涵育于浙江人民精进图强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于浙江人民深厚的历史文化业绩里，内在要素丰富，思想内涵深刻。从地域文化形塑精神世界的视角来看，以下五个方面最具浙江特色。

第一，浙江地域文化富于批判自觉、变革启蒙的思想创新。浙江历史上出现过多位具有创新价值的思想大师，东汉王充的实事求真，南宋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政治学说，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近代龚自珍的变革启蒙思想等等，都是浙江文化富于创新性的表现。东汉王充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进行严厉批判和抨击；被誉为中国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猛烈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提出了用“天下之法”代替君主“一家之法”的法律平等思想，“人各得自私自利”“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人权平等原则以及近似近代议会民主的政治理想，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可谓空谷足音，启迪和影响了浙江的近代化进程。作为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和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制度作出猛烈的揭露和批判，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勇于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己任，以一生精力和独立人格进行了充满韧性的奋斗和努力，为家乡人民留下创新进取的宝贵思想财富。

第二，浙江地域文化蕴含求真务实、探索规律的理性智慧。“求真务实”是浙江文化的本质内核，贯穿于浙江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深刻影响着当代浙江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例如，宋代儒学或称宋学，对两宋的思想塑造、社会发展和两宋文明，都作出了奠基、引领的重要贡献。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美国学者狄百瑞在评论宋代儒学时，认为它“鄙弃古老形式的儒学——即鄙弃那类其主要性质乃是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经典研究；鄙弃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即兼容并收而缺乏任何评价的标准；鄙弃没有传达任何道德目的和信息的文章”，是“坚实的”“真实的”或“实用的”学问（实学）。注如此种种，无一不是浙江文化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本质内核的体现。

求真务实是对科学规律的探索。越王剑、通济渠、捍海塘、秘色瓷、印刷术、钱江桥，毕昇、杨辉、李之藻、李善兰、茅以升，都是浙江科技史上的辉煌成就和著名科技人物，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当推北宋沈括及其《梦溪笔谈》。英国学者李约瑟将沈括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明代科学家李之藻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现代学科，和利玛窦合作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该地图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设于地图中央的格局，将亚洲东部绘制于世界地图的中央。近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和植物学家李善兰利用“垛积术”推出的“李善兰恒等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数学公式。

第三，浙江地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凭借濒临大海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文化在持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逐渐成熟起来，培养出了具有海洋文化基因的兼容并蓄的地域个性。古代早期对外交流以贸易为主，浙江生产的茶叶、丝绸、青瓷等物品成为文化向外输出的物质载体，从而带动人与文化的交流，引导了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这也成为浙江文化自我更新、自我丰富的重要途径。例如，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贸易格局上，两宋时期正是中国与日本、朝鲜之间的自由贸易时代，东北亚第一次被深度整合到国际贸易网络之中。“900到1300年这段时间标志着东南亚第一个伟大商业时代，是一项由宋代‘商业革命’引起的发展。”注其他如天台山佛教文化、径山茶文化、温州华侨、留日学生群体等等，则都是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典型。

第四，浙江地域文化饱含经世致用、自强自立的拼搏意识。“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自身所掌握的思想、学术、知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懈努力与价值关怀，在浙江文化中有鲜明的体现。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反对朱陆空谈义理和心性，提出修实政、行实德、建实功，改革社会，变弱致强的主张。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出猛烈批评。清末，经世致用之学又一次兴起，龚自珍是代表人物之一，继承和发展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微言大义”阐发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旨在救亡图存。在自然资源稀缺的压力下，浙江人相信自强自立、竞争发展是自我完善的最优途径，因而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竞争冲动和不等不靠、自我奋斗的拼搏精神，由此导致了对个人奋斗的崇拜和信仰，对个体独立、欲望与利益的肯定。发轫于南宋、鼎盛于清乾隆年间的“龙游商帮”，凭借不畏艰难、自强自立的精神，“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人称“无远弗届，遍地龙游”，为浙西南的经济崛起作出巨大贡献，至今广为传颂。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拼搏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体“义务”本位、儒家文化的“温良恭俭让”、老庄哲学的“夫唯不争，是以不去”等主流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补充与丰富。

第五，浙江地域文化聚合着义利双行、达观通变的商业伦理。义利文化观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浙江历史文化精神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倡导“义利双行”，用道德伦理引导对现实功利的追求，用现实功利检验主体对价值观、道德信仰理解的有效性，“义”与“利”由此成为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在这种“义”“利”文化观的熏陶下，浙江人的商业活动重视用“道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用生产经营造福社会，保持了悠久的“讲信修睦”的传统，哺育出许多誉满海内外的老字号、老品牌。

就一种地域文化精神的丰富性、多元性、引领性而言，在提炼其所蕴含的特色鲜明的文化特质时，我们也需要重视其所产生的多样文化元素支撑，重视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文化成就整体风貌的把握，重视历经时间陶冶、民众基础扎实、发展形态稳固的每一片文化厚土。

例如，就多样文化元素而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人我共生的和谐理念、捍卫主权的爱国精神、注重民生的人文关切、澄怀观道的审美情操等，都是浙江精神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

再如，就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而言，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注浙江作为南宋古都所在，其成就并非仅仅局限于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等学术思想领域，而是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高度。例如，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是传统中国社会最为鼎盛的时代，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宋代已经超过唐代许多。明清时期的经济总量虽然大大超过宋代，但是明清时期的生产力基本上维持在宋代的水平。因此，宋代的生产力达到了中国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注

又如，就浙江的地域民风而言，除了敢言功利、崇义谋利等理念之外，各地还都有自己的别样风貌：杭州有在西湖风月里浸染的精致秀雅，湖州、嘉兴一带有以诗文书画烟云供养的温文平和，宁波、温州、舟山有海洋文明业绩，绍兴有“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所”的胆剑气节，台州有佛宗道源的宗教文化，衢州有南孔文化熏陶的尚德向善，丽水有浙西南革命精神，被誉为“小邹鲁”的金华有崇学重教、耕读传家。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文璀璨，厚重灿烂。正是如此纵横交织于数千年时空中的文明业绩和地域传统，为浙江精神铺筑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因此，2005年经过深入调研、系统研究提炼出的“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

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七项浙江传统文化特质，作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历史基础和传统基因，是对浙江在历史发展中融合汇聚的多种文化要素的全面研析和精准提炼。

深入分析浙江精神的历史底蕴，可见地域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互为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路径和成效，并可从中深入发掘精神文化之于一地发展的深层次价值。

就地域文化精神的历史传承路径而言，上述这些浙江地域历史文化特质、多元文化要素，经由家谱家训、书院讲学、生产实践、生活浸润和政府倡导等多种路径和方式，普遍存在、代代传承于浙江各地民众的观念和行动之中，不断凝聚、内化、形成绵延传续至今、不断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就地域文化精神的建构功能而言，浙江精神历经时间的陶冶、历史的锤炼、实践的检验，是具有方向性、引领性、感召性的主流文化形态，以其主体性、建设性的本质力量，不断深化着浙江地域文化内涵，提升了浙江地域文化品质，形塑了浙江地域文化形象。

就地域文化精神的社会治理作用而言，浙江精神体现了文化治理在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优势和成效。浙江精神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念，以倡导、感化、习得等柔性调控方式，以日用而不觉的浸润路径，参与、介入社会治理，建立起浙江全域的主流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涵育了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强化了集体认同和社会共识，发挥了精神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习近平同志指出：“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注从历史文化传统的分析反思中探索浙江精神的底蕴，既是学理性的研究，也是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的体现，可以为浙江精神的深化研究和当代弘扬，提供来自历史深处的思想资源和推进动力。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的的浙浙江江精精神神””与与浙浙江江产产业业转转型型升升级级卓勇良

“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产业发展之中，是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奋发争先，中低端制造业持续迅猛发展，但这也形成了对低层次产业的路径依赖。习近平同志2005年明确提出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他指出，“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注自此20多年来，浙江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创新争先，产业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一、、求求真真务务实实，，厚厚积积转转型型

浙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具有重要地位，一些人对此多有微词乃至指责，但这恰恰体现了浙江产业发展的求真务实。当绝大多数省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口井中挖不出水时，浙江人以非同寻常的韧性继续深挖，延长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浙江的生命，甚至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一些地方的现代产业具有更高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度，且形成了转型必需的坚实的知识和资本积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厚积薄发，积极发挥浙江比较优势，铸就了浙江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首先是产业体系演进的“黄金交叉”及其左右逢源。2015年，浙江纺织业首次被电气行业超越，浙江人的坚韧不拔终于在产业演进中取得相应回报。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纺织业产值占比9.0%，电气行业占比9.4%，电气行业占比首次高于纺织业，形成浙江产业体系演进的“黄金交叉”。这一变化体现着浙江产业发展的一个认知逻辑，即既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同时努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层次”，这正是习近平同志2005年3月辩证地提出的要求。注2011年，浙江大纺织业组合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仍高达19.6%；然而电气电子及机械行业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已上升到30.2%，且2001至2011年这段时间正是浙江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2024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纺织业产值占4.6%，电气行业占12.2%，产业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求真务实促成了浙江产业发展的左右逢源优势，即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继续保留，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强化，既有富民产业，又有未来产业。2024年，全省电气电子及机械行业产值占全省规上工业42.9%，占全国9.7%，比全省GDP占全国比重高3.0个百分点。左右逢源的产业体系，增强了浙江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的产业支撑。

其次是服务业及制造业比较优势。浙江人对服务业有一个长期加快发展的执念。因为直到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仍仅占全省GDP的37.0%。对此，习近平同志2005年指出，“我省服务业的发展仍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仍然偏低”，“加快发展服

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注转折性变化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越工业。2016年，浙江服务业占比超越50%，开启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这里需要强调关于浙江产业发展的一个认知要点，即发展服务业更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于2005年所指出：“要把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服务。”注浙江省委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积极发展服务业的同时，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稳定”。这显然是基于浙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提出来的，一是浙江制造业面向全球而服务业主要面向省内，制造业的市场优势较强；二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对于浙江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替代，制造业的区域特色优势较强；三是浙江的省外流动人口及中低收入的蓝领员工占比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的就业优势较强。“十五五”时期，浙江将加快发展服务业，也将继续着力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最后是产业现代化及新质生产力惊艳亮相。2001年，浙江工业当中，不包括公用事业的现代色彩较强行业的占比，首次超过食品纺织服装等传统色彩较强行业的占比，展现了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崭新局面。习近平同志指出，“我省工业以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要抓住科技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两个重点，全面提升产业层次”，注指明了全省产业提升方向。所谓现代色彩较强的行业，主要是带“电”行业，以及石化、机械行业等，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以及需求层次等相对较高。2024年，浙江现代色彩较强行业占比达到66.3%，比2020年上升5.4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近几年浙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惊艳全国，甚至引起国际关注。

二二、、求求真真务务实实，，理理性性认认知知

求真务实是浙江产业转型的一条认知主线，而浙江产业转型也遵循着这条主线。浙江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深化这方面的认知，可作三方面归纳分析。

首先是收缩型与扩张型交替并存的产业优化升级。浙江服务业超越工业，早些年是典型的收缩性结构优化，即工业增长终因出口回落而凸显出服务业。此后服务业增长虽有所放慢，但持续快于工业，这就转变为扩张型产业结构优化。2012年，服务业占比首次高于工业，此后至今12年，服务业发展有11年快于工业。

扩张型产业优化升级具有多种影响因素，其中技术进步是重要方面。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大力推广已有的技术，使之真正发挥效用”。2013至2022年，浙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17.9%，比全省GDP年均名义增长高9.5个百分点。浙江工业中的电气电子及仪器仪表行业，2013至2023年营收年均名义增长10.5%，比全省工业高5.0个百分点，占全省工业比重已达21.0%。

其次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合作博弈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市场需求、技术趋势、政府意志、当地产业生态及企业选择等多重博弈优化的产物，浙江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认识。2015年后纺织服装逐渐淡出，一个主要原因是纺织服装需求增长放慢，与此同时其他产业需求开始上升。2015年至2023年，纺织及相关三个行业的出口年均增长4.2%，比同期全省出口年均增长慢5.4个百分点。

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是区域产业生态优化。而这种优化，一定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多方合作博弈的结果。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所说，“培育和发展一批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民营企业应勇于完善自我，努力做自主创新的主体”。对于经济转型而言，关键就是求真务实，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增强企业主体活力，浙江这方面显然做得较好。

最后是新质生产力对经济促进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在分析产业结构时指出，新兴产业刚起步时，因总量规模较小，即使增长较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而当产业规模上升到一定水平后，才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率。所以，勿以新兴产业之小而忽视之。杭州正是因为对于初兴产业的高度重视，才有了数字经济，才有了当下如雷贯耳、惊艳全球的DeepSeek等杭州“六小龙”。

三三、、求求真真务务实实，，勇勇于于创创新新

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撑是创新。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发展，不可能前进”。注

首先是发明专利增长加力创新。1986年，浙江专利授权合计仅120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7项。前一概念可用专利授权合计数定义，后一概念可用发明专利数定义。进入21世纪，浙江专利授权数量迅猛增长。2000至2025年，全省专利授权数年均增长16.9%，其中发明专利年均增长27.9%。2025年，全省每万人专利授权合计55.4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其中每万人发明专利12.4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当然与京沪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其次是数字化加持创新。数字化成为浙江创新走在前列的重要支撑。2015至2025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0.8%；占全省GDP比重大幅上升，2015年为7.6%,2025年为13.0%，同期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8%。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预计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8.7%，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38万辆，增长49.8%；服务机器人产量12.4万套，增长27.0%。

数字化具有高渗透性。一方面，这是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浙江名列全国前茅；另一方面，其他产业借助数字化而提升效率，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目前浙江省在数字化方面的优势在于应用，硬件方面有所欠缺，需要积极努力。

再次是市场化促进创新。浙江创新的快速进展，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浙商也代表了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创新精神和开放精神”。注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快速的资本积累加速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全省研发费用（R&D）占GDP比重稳步上升，2000年为0.6%,2010年为1.8%,2015年为2.3%,2025年上升至3.3%。

浙商是创新生力军。习近平同志2005年11月指出，民营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走出一条依托自主创新、营建自主品牌、弘扬自强文化、构建自身特色的新路”。注浙商上市公司成为浙江创新的中坚力量，增强了浙江创新发展的基础。

最后是党委政府推动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此有深刻认识并不断规范政府行为，增强企业自主性，努力降低企业负担。这里的一个标志性指标，是罚没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较低，2024年为2.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由低到高排序为北京与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三位。

四四、、求求真真务务实实，，开开放放图图强强

深刻认识省情，积极开放，是浙江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我们的产业、产品层次要向上走，必须借助于外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如是说。注浙江因区域条件等所限，引进外资规模与上海、广东、江苏相比稍逊一等，但商品出口和企业出省出海却长期走在全国前列。2025年，浙商上市公司总市值为17.3万亿元，由三大板块构成，省内公司占41.8%，省外公司占12.9%，境外上市公司占45.3%。

商品出口快速增长，促进了浙江产业发展。浙江商品出口2000至2010年增长9.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增长最快的10年。2011年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全国出口增长断崖式回落，但浙江出口增长仍快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至2025年，浙江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7.4%，比全国高2.4个百分点。全省商品出口额2025年相当于工业增加值的133.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因省内人多地少，出省创业在一些地方蔚然成风。全国有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被传为美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省逐渐转变为开拓市场、建设完善供应链、构建生产基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等多重复合目标。值得关注的

是，浙江企业历经数十年出省出海，其与省内经济正在形成积极互动。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以自我积累为主的内源式发展道路。应该说，内源式的发展同开放型的发展并不对立”。注长期而言，出省的一个更重要方面，是体现经济大省的担当和责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而企业出海，则是大大拓展了浙江发展空间，是开放式发展的必选项，尤其是当下有利于应对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有利于应对贸易战，有利于长远发展。

五五、、诚诚信信和和谐谐，，走走向向未未来来

业以信为本，浙江是全国产品负面新闻较少的区域之一。浙江发展一向以均衡著称，而这是和谐的支撑和前提。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浙江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众多的个体经营户，得益于市场充分竞争。而这种相对均衡的发展环境，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背景因素。

城乡人均收入倍差较小是浙江均衡协调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也是浙江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城乡融合浓墨重彩的底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服务业发展与城乡统筹结合起来，推动城市服务业向农村辐射，推进农村服务业网络化。”注

2025 年，浙江城乡人均收入倍差为1.808，比上年的1.829继续缩小。浙江农业从业人员数2024年减至194万人，仅占全省从业人员的4.9%，比全国低17.2个百分点，农村平均每3户家庭才有1个农业从业人员；农业早已不是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2024年非农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92.4%；耕地也已不再是全省平坦地的主体，2024年建设用地已占全省平坦地的53.3%，浙江单位建设用地单位GDP是全国的两倍多，列广东之后位居各省市区第二位。

城乡融合，文明穿透；精神光大，大地巨变。当前，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指引下，浙江正在坚定不移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因其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浙江未来可期。

注释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3)习近平：《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官网，https://whyjgc.zjskw.gov.cn/culture/aboutus.

(4)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3)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

(4)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8—319页。

(1)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1页。

(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3)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4)习近平：《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官网，https://whyjgc.zjskw.gov.cn/culture/aboutus.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4)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5)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1)习近平：《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官网，https://whyjgc.zjskw.gov.cn/culture/aboutus.

(1)2005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提出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八项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主导提出的省域文化建设总体战略，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地方实践的重要源头，为浙江文化繁荣不断注入澎湃动能。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页。

(2)《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日报》2025年11月15日，第1版。

(3)《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日报》2025年11月15日，第1版。

(1)《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日报》2025年11月15日，第1版。

(2)《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日报》2025年11月15日，第1版。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5)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2)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3页。

(3)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页。

(4)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1)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2)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4)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3)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4)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年2月5日，第1版。

(1)本书编写组：《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北京：人民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219页。

(1)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1)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序引”第1页。

(2)陈野等：《宋韵文化简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2页。

(1)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9月1日)》，《党建研究》2011年第10期。

(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2)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1)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2)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3)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1)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1)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

(2)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3)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1)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2)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