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以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心概念，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在理论演进中摸清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基本内涵，直面有关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理论进展，厘清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形态和核心载体功能，全面总结新思想引领下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基于自身适应所孕育出的宝贵实践优势和深刻理论价值；回顾我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历程、剖析其中亟待提升的阻碍因素；进而从空间格局、组织结构、制度环境、风险防范四个维度，提出稳妥有序推动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现代化城市体系；组团式；网络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沈开艳(1966—),女，江苏无锡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区域经济战略与规划等;*何畅(2000—),男，陕西商洛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经济学。

收稿日期:2025-11-3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以“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为空间载体，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在双循环格局中发挥枢纽作用的时代特征，能有效贯彻现代化人民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提升城市的经济活力与创新驱动能力( 路嘉煜、沈开艳，2024)。因此，建成符合国情、适应规律的城市体系新格局将成为衡量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征。

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关键在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习近平，2025)。在现阶段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和功能过度集聚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挤兑等“大城市病”(沈洁、张可云，2020),同时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因产业支撑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低质面临人口流失和城市收缩的“小城市衰”,两极分化共存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 魏后凯，2014; 张占斌，2013),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为解决阻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形成区域之间相互支持的发展模式( 沈开艳、陈建华，2014),迫切需要稳妥有序推动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

本文沿着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理论支撑、创新增量以及发展实践中的历史演进和未来优化方向这一逻辑脉络，在深入探讨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基础上，总结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进而提出稳妥有序推动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方向与路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既有理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检验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向现代化城市体系的融入整合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一、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理论逻辑

(一)基本内涵：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现代化城市体系，是以“现代化”为核心特征的城市体系形态，强调统筹城市之间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工，以及大中小城市作为整体的协调发展( 徐玮，1989)。从形态结构看，现代化城市体系是城市在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组织中所形成的动态关联功能性结构( 程开明、龚石凤，2025),表现为具有清晰层级性与高度网络化特征的空间组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形成金字塔式的功能分工，依托多维流空间高效连接( 赵梓渝等，2024),单一城市内嵌于区域协同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功能互补。区别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现代化城市体系更注重功能协同与网络联动，城市间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均衡，集中反映了系统思维范式在城市体系中的延伸( ,1998)。现代化城市体系是历经传统城市体系等级划分( 汪明峰、宁越敏，2004),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新型空间组织形态，二者具有内在关联。

进一步而言，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具有功能互补的“组团式”布局与高效联通的“网络化”结构。一方面，组团式结构汲取了中心地理论关于规模等级与功能分工的理论内核，不同层级的城市节点在资源禀赋不均、发展动力各异的前提下承担差异化的服务职能( 李兰冰、刘秉镰，2020)。在特定地理环境、历史积淀、经济基础、制度条件的作用下，核心城市与高频通勤紧密联系的周边城镇构成都市圈，也可能是城市群内部多个体量相当、但产业与功能高度互补的城市节点构成规模不等、功能各异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组团”有机整体，各自承担着专业化的区域角色( 洪银兴、陈雯，2003),功能的适度分散与在更大区域尺度上的再集聚，规避因经济活动过度向单一中心集聚所导致的结构性失衡、规模不经济等负外部性问题。

另一方面，城市网络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流空间概念共同构成网络结构理论基础( 王士君等，2019)。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连接方式从以垂直行政等级和单向依赖联系为主，向垂直与水平联系并存交错且基于市场平等主体的水平功能联系日益重要的复杂网络格局转变。地理上相对分散的各个功能组团通过多维“流”空间频繁密集的双向交互，紧密地编织成一个功能上深度整合、风险共担、对市场变化与技术变革能够做出敏捷响应的经济系统( 年福华等，2002)。单个城市的节点地位和未来发展潜力，不再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行政级别或人口规模，而转变为在区域乃至全球网络中所处的节点位置，与其他节点连接的广度、强度与质量，以及控制、调配与增值资源“流”的能力( 马学广、李贵才，2011)。

组团式布局与网络化联通的空间组织模式显著增强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全球综合竞争中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将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效地嵌入区域价值网络，能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可达性、市场接入性与发展机会( 王少剑等，2019),从而在宏观上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国土空间上实现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分布( 夏怡然、陆铭，2015),在某一组团因外部冲击而暂时功能受限时，发达的网络可以迅速引导资源流向备选节点或功能替代区域，其他组团能及时提供生产衔接、市场替代或服务支撑，防范“一城瘫痪、区域停滞”的系统性风险。

(二)理论基础：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解构上述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基本内涵，可以将相关的经典理论及其演化分为以下发展脉络。空间视角下的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发展必然会形成一个层级分明、嵌套有序的空间体系，描述了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静态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工，但城市体系本质上是不均衡发展的，当前数字经济催生了更加复杂、扁平化与流动化的城市网络形态( 毛丰付等，2025),城市群建设又通过数字化需求扩张、数字技术溢出和要素支撑等作用机制反哺数字经济发展( 李丽霞等，2024)。因此，忽视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在需求侧以接近自然演化的视角将城市体系的形成动力归结为消费者需求导向的市场竞争，难以解释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非均衡、动态化的功能联系与网络化结构，而本文提出基于网络协同的新型规模经济，是针对这一局限，结合我国流空间特征形成的理论延伸。另一脉理论在非空间的研究视角同步，关切城市体系产生与分化的内生经济动力，论证城市体系的形成是追求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的内生结果( ,1974; ,1941)。集聚所带来的收益递增仅从经济理性出发将城市增长视为一个和谐的帕累托改进过程，淡化集聚创造繁荣又生产出贫困和隔离的内在矛盾( 刘彦随、杨忍，2012),难以把握城市体系演变机制的全貌，“去空间化”方法将城市发展描述为一个由市场力量自由选择导致的、近乎自然的最优化过程，忽略了空间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和社会产物所具有的价值与权力属性，掩盖了国家战略干预对集聚形态和方向的塑造( 冷炳荣等，2011),难以解释相似集聚潜力地区的“路径依赖”问题。

上述理论脉络集成为关注城市体系关联互动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城市网络理论和流空间概念的分析范式，将城市体系的真实结构理解为动态联系的复杂网络( 吴康等，2015),城市体系是一个由不对称流连接起来的整体。高等级城市通常扮演流量交换与调配的枢纽角色( 张克中、陶东杰，2016),忽视网络化中比传统中心地体系更具弹性和隐蔽性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的等级制，制造出城市发展完全由其接入全球网络程度决定的表象，同时潜藏空间主体的边缘化风险( 何艳玲、周寒，2020),无法解释谁在控制这些流动、流动为谁创造价值，以及流动所强化的是何种权力关系。

与此同时，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还面临理论演进中不断涌现的前沿议题，在以下层面共同支撑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逻辑主线。城市体系理论与城市内部结构理论的整合趋势。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从产业和城市两个维度构建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空间均衡( & ,1995),当前新经济地理学城市体系理论与城市内部经济理论整合，将空间维度有机纳入城市系统模型，线性城市模型扩展至城市体系分析，捕捉空间尺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内生化( - ,2004),系统揭示了现代化城市体系的组织逻辑与演化动力。在具体组织形态上，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方创琳，2014; 陆大道，2015),培育区域多中心并强化互联互通，构建功能互补、风险分散的网络化地域组织，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与运行效率的空间响应( 吴晓林，2021);规避行政区经济导致的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推动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静态分工转向知识溢出、创新链与产业链垂直整合的动态协同，创新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的机制性安排，激励地方政府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共生( 温铁军等，2016)。

在此基础上，世界城市理论将城市体系研究范畴扩展到更高层面，美国学者弗里德曼( & ,1982)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体系在城市层面的延伸和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探讨了世界城市形成的特征及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模式，率先形成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理论。萨森( ,1991)突破世界体系框架的限制，从生产活动分散化和高级管理功能集聚化两个维度关注城市的跨国网络，揭示过度增长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城市内部空间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极化现象，却忽略了少数全球城市以外的一般城市( 周振华，2006)。当前世界城市理论进化为带等级趋势的世界城市网络，网络关系是通常关系而等级关系是附带关系( 顾朝林，2011; 吕拉昌，2007),进而强调城市之间的互补性和合作本质，以及发挥全球功能性公司和城市政府两类不同参与者的协同效应来优化城市竞合关系( 周振华、高鹏，2024)。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制度创新在现代化城市体系发育中的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 & ,2013)在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需要且实际上借助政府的力量，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对现代化城市体系而言，更深层次的是能够有效支撑和优化其空间结构与经济运行的广纳式制度框架。特别是在城市体系演进中，底层规则和激励机制能够保障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实现最优配置，降低跨行政区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这一理论有力支撑了本文“制度型基础设施”理论观点，有效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从根本上激励城市主体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主动寻求差异化定位与功能互补( 陆铭，2011),基于比较优势与规模收益自发培育有机分工网络，将个体城市的理性决策引导至集体理性的轨道，有效应对环境负外部性、公共服务碎片化等区域性挑战。

(三)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面向一个快速变迁的超大规模国家，如何优化城市空间组织形态承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科学回应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异质性显著等城市发展现实约束，催生出内涵丰富的理论创新，必须侧重解决资源配置的关系问题关注其理论建构功能( 沈开艳，20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孕育出的城市有机体理论将城市体系视为一个具有内在生命力、各部分协调共生的有机生命系统( 张鸿雁，2012),突出城市体系的整体性和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统一的密切联系，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空间形态优化调整、社会文化演进变迁的动态复杂性不能由静态的中心地模型或集聚模型所能涵盖；城市体系中的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之间形成功能互补、分工协作、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理论创新。

第一，立足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关系全面分析城市体系的组织形态。

在城市体系组织形态的分析框架上，创新性地揭示了政府战略性引导、市场决定性作用与社会创造性参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超越了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将社会力量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形成更加符合现实的城市体系理论。在这一框架下，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战略规划为城市发展设定长期目标和基本规则，以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规则实现要素的高效配置，而社会主体的基层创新为城市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连玉明，2010)。进一步发展了亨德森“城市开发公司”前瞻性经济组织研究，指出这种组织形态不仅限于经济功能，也承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的功能，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有效引导城市规模趋向最优区间，避免因市场失灵或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规模失衡，实现城市发展效率与质量统一。

第二，引入空间正义视角完善城市体系发展的价值维度。

在空间资源配置的价值取向上，构建了以空间正义为核心的新型空间经济学分析范式( 任平，2020),实现从单一效率导向到效率与正义并重的理论拓展，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为本的文化特征( 沈开艳，2018)。传统空间经济学主要关注通勤成本与城市规模、网络外部性与协同效应等技术性议题，而新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将空间正义作为衡量城市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 高春花、孙希磊，2011)。例如，不再将公共服务均等化视为单纯的财政转移支付问题，而是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载体和促进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的关键机制，有效降低区域间的发展落差，使不同区位、不同规模城市的居民都能享有基本均等的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 孙斌栋，2020)。以空间正义为内核的理论创新丰富了空间经济学的价值维度，为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 任政，2021)。

第三，拓展基于网络协同的新型规模经济理论。

在城市规模经济的模式上，拓展了网络协同动态平衡的规模经济理论，赋予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外围”模型新内涵，指出在现代化交通和信息技术支撑下，集聚经济与运输成本的平衡点正在从依赖地理邻接的实体集聚，转向依托高速网络的功能整合。理论创新性指向“网络效应替代单体规模经济”命题，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单个城市的规模扩张，而是来源于城市间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功能互补所形成的网络协同效应。新型规模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和临界特征，当城市群内部的基础设施联通度和制度协同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网络效应将呈现指数级增长，突破传统单体城市规模经济的瓶颈。

第四，确立制度型基础设施在城市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深化对制度环境的认知，确立了制度型基础设施在现代城市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拓展了传统基础设施的概念边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决定城市体系运行效率的是物理基础设施的硬件质量，也是规则、标准、机制等制度型基础设施的软件水平( 梁琦等，2013)。制度型基础设施涵盖跨区域协调机制、统一市场规则、信用评价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功能是降低城市间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知识溢出和创新扩散，以实现制度发展性和分享性的统一( 高帆，2024)。与物理基础设施的边际收益递减特性不同，制度型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和收益递增特征，参与城市越多、规则协同度越高，其产生的正外部性就越强，是理解城市体系运行机制的新视角。

二、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历史逻辑

(一)快速城镇化以来我国城市体系的发展演变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梳理我国城市体系的历史演进，分析不同阶段发展特征与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需求的适配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国家战略重心转移、经济体制转型与全球化浪潮共同塑造城市体系的格局演变。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与组织模式的标志性转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点轴开发模式与中心城市极化的等级体系强化阶段。

在我国城镇化的加速起步期，城市体系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以点带轴，以轴促面”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的等级体系强化( 王小鲁、樊纲，2004)。国家“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形成以沿海、沿长江干线等交通干线为轴的集聚发展格局，具备政策洼地与区位门户优势的东部沿海中心城市，凭借规模经济效益与强大的资源要素吸附能力，显著抬升了全国城市层级顶端水平( 徐清梅等，2002)。城市间联系表现为生产要素从广大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中心城市的“单向”集聚( 吴桐等，2022),呈现出以行政等级和经济规模为标准的垂直等级结构，城市间功能联系以核心城市强大的虹吸效应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垂直分工为主导，整体处于以核心城市为单一引擎、周边地区在功能与资源上处于相对依附状态的结构中，跨行政区的水平功能联系与网络化协作较弱，总体尚未形成功能互补的网络结构。

第二，从点轴模式向组团式空间结构过渡的转型探索阶段。

随着“大城市病”凸显与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体系逐步从点轴集聚转向组团式探索。为应对极化发展带来的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与大城市病显现等问题，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从侧重效率转向兼顾协调，“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国家空间治理的重心从培育单一城市增长极，正式转向构建协同发展的地域单元体系( 方创琳，2014)。一方面，城市人口集聚带动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陈国政等，2025),为城市间深化经济分工与功能联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具备良好基础的先行区域，空间结构开始突破单一点轴模式，呈现出以核心城市为枢纽、联动周边大中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板块化与集群化态势( 王雨飞、倪鹏飞，2016)。另一方面，行政壁垒尚未有效破除也导致城市群内部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明显滞后，导致产业同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与一定程度上的恶性竞争现象依然突出，城市功能有机互补与深度协作仍面临实质挑战。这一阶段的“组团”特征多体现为地理空间的邻近与产业的初步聚集，反映了多中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在单中心集聚到达一定规模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李泽众、沈开艳，2020),但城市体系的组织模式仍呈现出垂直等级联系与水平市场联系并存、后者在强度与稳定性上相对脆弱的鲜明过渡性特征。

第三，以网络化赋能为特征的协同深化与体系成熟阶段。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标志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以提升发展质量、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时期，城市体系随之转向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与内在韧性的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科技创新日益取代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成为驱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国家空间政策聚焦培育和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发展“一小时通勤圈”等举措实质性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邻近地区同城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GDP跨区核算与税收共享机制等弱化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改革试验，真正触及区域协同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陈昌盛等，2020)。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进一步演进为“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多层嵌套、功能互补的复杂网络化格局( 盛广耀，2025),其中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内部实现功能整合与日常通勤联系的坚实支柱，战略地位被提升至空前高度。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普及与“流空间”的现实扩张，信息流、技术流、知识流与创新资本等新兴要素不再局限于地理邻接，得以在更为扁平化、多向度的城市网络上进行高频次、高效率的流动配置，最终促使城市间的组织模式由形态上的地理组团，深化为功能互补、风险共担、网络联动的有机整体，核心城市更专注全球竞争、科技创新与高端服务等控制性功能，周边城市凭借其成本优势或特定资源，在先进制造、专业服务或物流枢纽等领域形成差异化优势( 李佳洺、桂淳文，2025)。

(二)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亟需破解的阻碍因素

结合对上述不同阶段的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过程的梳理总结，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体系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发育和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与现阶段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不相适应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是以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的市场分割与现代化城市体系所强调的要素跨区域市场化配置之间的矛盾。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发展激发地方竞争活力，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了相对固化的利益格局与政策壁垒( 李兰冰、刘秉镰，2020)。当城市发展进入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载体的新阶段，基于行政边界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显现出其局限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高端创新要素的跨区域优化组合，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属地化管理原则的束缚，在财政分权体系的税收竞争与土地开发权益的属地化特征下加以强化。尽管空间规划层面大力倡导功能互补与网络联通，但实际发展中，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向核心城市的过度集中与向周边地区的有效疏解和辐射之间难以平衡，内部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 孙久文、原倩，2014)。

二是既往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与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的系统韧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培育国家级增长极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成功塑造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心城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全国尺度上的城市等级化空间秩序，在效率导向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内外发展环境变化脆弱性也逐渐暴露，核心城市在集聚高端要素、掌控产业链关键环节方面形成绝对优势的同时，也承担了过度的功能负荷与风险敞口(陈恒、李文硕，2017),众多中小城市及外围地区则在产业承接、功能配套上处于从属地位，内生发展能力与创新动能培育相对不足( 沈开艳，2011)。在面临全球产业链重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极端气候等外部冲击时，过于陡峭的等级结构使风险难以在体系内有效分散化解，部分节点功能停滞容易引发连锁反应，边缘城市因产业单一、功能薄弱往往缺乏必要的缓冲与替代能力，最终制约城市体系的风险抵御和适应恢复能力。

三是以物理空间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与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主线之间的矛盾。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能源等要素的规模投入和空间范围的持续外延，塑造了特定的城乡空间形态，形成了包括土地财政、投资驱动在内的强大制度惯性与发展预期( 李培鑫、张学良，2021)。随着人口结构转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及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和居民福祉改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成为必然。以往路径的惯性使得许多城市在产业升级、空间优化、治理精细化方面面临动力转换的困难，原有的政策体系、财政结构乃至官员考核机制仍在不同程度上支撑着传统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旧力已弱、新力未强的空档。

三、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现实路径

(一)构建以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的城市体系新格局

未来现代化城市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显著的国情特征，坚定将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主要空间载体，推动国家城镇化格局战略优化。在探索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应对规模空前的城镇化进程、协调多元复杂的区域利益格局，在四个维度形成符合国情、具备战略定力的独特优势，为新格局构建提供坚实支撑。一方面，城市体系建设由过去的速度优先向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转向。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体系建设突破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以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为特征的路径依赖，将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价值链高端跃升，从依赖传统要素红利向激发人才、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红利转换，促使城市体系内部各层级城市间、城乡间以及经济与社会、生态等各系统建立更加均衡的发展关系，补齐发展短板优化功能布局。另一方面，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体系建设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将城市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真正置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治理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在这一价值导向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运行方式从专家主导、政府决策的技术理性模式，转向更加注重公众参与、社区协商的多元共治格局，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分配过程更好地回应市民的真实需求与生活体验，公共服务供给从均等化的基础目标向优质化、精准化的高阶目标迈进，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尺度实现更合理的资源配置，促进城市文明成果在空间上的公平分配，为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治理逻辑上，以系统观念和统筹思维引导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多维度整体性推进。系统观念将城市体系视为一个具有多层级、多维度、非线性特征的复杂巨系统，强调运用全局视角和统筹思维来把握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部关联。要求统筹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统筹内部市场挖掘与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的关系，注重平衡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协调物质财富增长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平衡，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构建。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关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功能耦合与网络化联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实现城市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机统一。

同时，顶层设计和跨域协调机制保障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超越局部利益和短期波动，从长远视角和全局高度谋划城市体系发展格局，确立城市群、都市圈等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空间战略，引导人口和经济要素在国土空间更有效率、更加公平配置。建立多尺度、多层级的空间治理体系，形成系统完整的治理链条，科学确定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发展定位与功能分工，在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提升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与资源调配能力，强化制度创新和开放合作，打造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平台，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区域性城市群，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产业转移、提升公共服务，形成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促进全国范围内发展差距逐步缩小。针对区域协调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中央层面统筹协调推动一系列突破性制度创新，探索建立跨行政区界的生态补偿机制、产业协作利益分享机制、基础设施共建成本分摊机制等，构建激励相容的政策环境，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地方政府竞争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促进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体系治理方案。

(二)以组团式和网络化为重点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构建功能耦合的组团式、网络化空间组织，实现区域整体效能的最大化，保持各组成单元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依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科学运用区域分析和功能定位方法，引导形成若干功能特色鲜明、规模结构合理、彼此有机联系的城市功能组团，包括科技创新组团、先进制造组团、综合交通枢纽组团和生态文旅组团等不同类型，每个组团内部实现产城融合与功能混合，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创新链，组团之间则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廊道与信息网络实现紧密联通。在发展原则上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基于比较优势、功能匹配的原则明确组团功能定位，量化评估区域内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结构、交通条件等要素，确定各组团的核心功能，避免功能同质化导致的资源浪费；二是遵循紧凑集约、弹性预留的空间布局原则，组团内部采用紧凑式开发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与公共服务共享度，同时预留生态缓冲空间与产业升级空间，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功能调整需求；三是构建功能互补、风险分散的组团关联机制，发展产业链纵向分工与横向协作，形成组团间的功能互补网络，同时推动关键功能的多节点布局，降低单一组团功能失灵对区域整体的冲击。

在实施路径上，建立组团功能的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平台，构建包含产业协同度、要素流通效率、公共服务覆盖率等指标的评估体系，年度开展组团功能适配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组团功能定位与产业布局。以职住平衡为目标推进组团内部的产城融合深化，统筹产业园区、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将研发、生产、居住、消费等功能有机融合，提升组团内部的循环效率。针对不同类型组团的功能需求，规划差异化的衔接通道，强化建设科技创新组团与先进制造组团之间的技术转化通道、综合交通枢纽组团与其他组团之间的物流与客流通道、生态文旅组团与城镇组团之间的生态体验通道，强化组团间的功能衔接，形成高效联动的组团网络。

构建要素流通的功能协同网络，关键在于发展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层级架构，由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构成核心枢纽层，承担高端要素配置、创新策源、综合服务等核心功能；各类城市功能组团为功能节点层，发挥要素流转的关键节点作用，承接核心枢纽的功能辐射，同时向周边区域输出功能服务；交通、信息、生态等网络廊道层是要素流动与功能协同载体，分别保障人员与物资流通、支撑数据与技术传输、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小城镇、产业园区、社区等构成基础网络层，保障网络功能全面覆盖。

从三个维度推进相关的支撑体系建设，在基础设施网络维度，构建一体化、高标准、智能化的综合支撑网络。推进不同交通方式无缝衔接，统一区域交通技术标准与运营规则，建立跨区域交通调度协同机制，提升网络的通达性与效率；建设区域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全域覆盖，统一数据接口标准，打破数据壁垒，构建区域数据共享平台；统筹区域能源供应与水资源调配，建设跨区域能源输送通道与水利枢纽工程，保障组团与节点的能源和水资源供给。在要素市场网络维度，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规范的要素流通网络。建立区域统一的人才评价标准与流动机制，推进职称、技能证书、职业资格的跨区域互认，完善人才跨区域就业的社保衔接、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搭建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与融资服务平台，推动金融机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创新跨区域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组团间的产业协作提供金融支持；建立区域技术转移联盟，构建技术成果数据库与交易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价值评估机制，促进技术要素在网络内的高效流转。在治理协同网络维度，构建跨域协调、权责对等、运行高效的治理网络。建立多层级的跨区域协调机构，明确各级机构的权责划分，避免协调主体缺位或越位；完善跨区域治理的法治保障，推动出台区域协同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跨区域协作的权利义务、利益分配、责任追究等规则，使网络化治理有法可依；建立网络治理的绩效评估机制，将网络联通度、要素流通效率、协同治理成效等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强化对网络化建设的激励与约束。

(三)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能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当前，我国区域协同发展已步入持续推动制度创新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共同市场的更深层次、更趋近本质的阶段。探索设立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实质协调能力和财政支撑的跨行政区治理机构，设计科学的利益平衡与成本共担机制，将协同绩效与政策资源分配挂钩形成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成为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关键领域。一方面，区域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产业协作、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共建等领域的正外部性，因缺乏制度保障难以转化为各主体的内生动力，制度型改革通过构建利益共享与成本共担机制，将正外部性转化为各主体的实际收益，激发协同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传统行政分割导致的治理碎片化、政策冲突、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需要通过制度整合提升治理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进一步而言，与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求相适应的机制运行包含三个核心环节，一是打通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共同作用的动力生成机制，在政策引导层面，将区域协同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提高协同指标的权重，同时设立区域协同发展专项基金，对改革成效显著的地区给予资金支持；在市场激励层面，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通过价格杠杆引导要素向高效益区域流动，使参与协同的主体获得市场收益，形成良性循环。二是构建纵向统筹与横向联动高效匹配的协调运行机制，纵向统筹方面，强化中央与省级政府对跨区域改革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解决跨省级行政区的改革裉节；横向联动方面，建立同级政府间的常态化协调会议制度，针对改革中的具体问题开展协商，形成协调一致的改革方案。三是法治约束与社会监督双重保障的约束监督机制，法治约束层面，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专项法规，明确改革的目标、任务、权责划分及责任追究方式；社会监督层面，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公开改革方案、实施过程及成效，接受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确保改革符合公共利益。

针对跨区域协调利益平衡的突出矛盾，完善收益共享、成本共担、损失补偿三位一体的体制机制。收益共享机制方面，推广GDP与税收的跨区域核算分计制度，根据各地区的贡献度确定核算比例，同时建立产业协作利益分享机制，对跨区域产业转移、飞地经济等项目产生的收益，按约定比例在合作方之间分配。成本共担机制方面，针对基础设施共建、生态保护等跨区域项目，根据受益范围与支付能力确定各主体的成本分摊比例，对于财政能力较弱的地区，可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贴。损失补偿机制方面，建立生态补偿、产业转移补偿等专项补偿制度，对因生态保护限制开发、因承接产业转移承担环境压力地区给予经济补偿，平衡不同地区的发展利益，保障改革的公平性。过程中注重不同领域制度改革的衔接，一是经济领域的产业协作、要素流动改革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服务共享、社会保障同步推进，避免出现经济协同、社会脱节的问题；二是生态保护制度改革与产业发展制度改革相协调，通过生态补偿、绿色产业扶持等制度，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三是既要推进跨区域协调机构建设、利益分享机制建立等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短期制度创新，也要谋划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等长期制度建设，形成短期突破与长期推进相结合的改革格局。

(四)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发展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在积极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建立健全风险识别与防控机制，防止因过度集聚、功能失调或外部冲击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确保城市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首要任务是建立城市体系韧性的评估与监测框架，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对人口过度涌入核心城市、特定产业在少数城市过度集中、房地产泡沫跨区域传导以及突破生态安全底线等潜在风险进行动态预警，在风险传导的源头防控、过程阻断、末端治理关键环节，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源头防控的关键在于以科学规划和制度设计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空间规划避免关键功能与资源过度集中于单一节点，通过组团式布局分散风险；优化产业结构，避免特定产业过度集中，培育多元化产业体系，降低产业波动带来的风险；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防止核心城市人口过度集聚。过程阻断关键是建立风险传导的隔离屏障。末端治理要注重提升风险应对与恢复能力，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确保风险发生后能够快速处置，降低损失。

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构建差异化的防控体系，提高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经济领域风险防控，重点关注产业风险、金融风险与房地产风险。完善产业政策，支持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降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建立产业风险预警机制，及时监测产业运行状况，针对潜在风险采取干预措施。金融风险防控方面，加强跨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统一监管标准，建立金融风险信息共享平台；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房地产风险防控方面，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预警体系，防范泡沫风险；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完善住房供应体系，保障住房市场的稳定。

社会领域风险防控，聚焦社会公平与公共安全风险。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住房政策优化、社区建设等措施，促进社会融合，防止社会阶层空间分异加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方面，建立区域应急联动机制，整合应急资源，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智慧安防建设，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关注就业结构变化，加强就业培训与创业扶持，降低就业风险。生态领域风险防控，重点防范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风险。建立生态风险预警体系，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置生态风险；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降低碳排放与环境污染，从源头上减少生态风险。技术领域风险防控，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建立新技术应用的风险评估机制，在技术应用前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识别潜在风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新技术的应用，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加强对新技术的监管，建立动态监管机制，适应技术快速发展的需求；引导新技术的应用符合伦理规范与社会公共利益。

四、结语

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是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超越了传统基于单一集聚效率和静态等级结构的理论范式，构建“组团式”功能布局与“网络化”联通结构相结合的新型空间组织形态，在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以功能互补和网络协同实现区域整体效能最大化与系统韧性的提升。

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需要政府战略引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及社会主体创造性参与的有机统一，引入了空间正义的价值旨归，拓展了基于网络协同的新型规模经济理论，并确立了“制度型基础设施”在城市体系建设当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也为理解中国城市体系演进提供了富有原创性的分析框架。

回顾历史，我国城市体系经历了从点轴极化到组团探索，再到网络化协同的演进过程，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累积了一些亟待提升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面向未来，推动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新格局为目标导向，以优化具体空间组织形态为关键抓手，着力塑造功能耦合、弹性适应的组团式网络化空间结构，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根本动力，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构建激励相容的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稳定底线，针对经济、社会、生态、技术等多维风险，构建全链条、差异化、精准化的风险防控体系。

当然，任何理论框架与现实路径都需要在动态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是一条融合普遍规律与中国国情、统筹效率与公平、协调发展与安全的独特道路，也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未来的理论与实践，需持续深化对城市体系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破解矛盾与应对挑战中，探索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模式，最终实现人民城市共建共享、区域发展协同共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新长征，2021(01):4-8.

2.路嘉煜，沈开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和实现路径[J].上海经济研究，2024(12):5-15.

3.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4.沈洁，张可云.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01):1-12.

5.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中国工业经济，2014(03):18-30.

6.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01):48-54.

7.沈开艳，陈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趋势的可持续性分析[J].学术月刊，2014,46(08):97-105.

8.徐玮.略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J].世界历史，1989(06):20-29.

9.程开明，龚石凤.城市体系网络结构时空演进及“规模-网络”互馈效应研究[J].地理科学，2025,45(09):1896-1909.

10.赵梓渝，袁泽鑫，王士君，等.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功能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4,43(07):1261-1272.

11.汪明峰，宁越敏.互联网与中国信息网络城市的崛起[J].地理学报，2004(03):446-454.

12.李兰冰，刘秉镰.“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J].管理世界，2020,36(05):36-51+8.

13.洪银兴，陈雯.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04):5-11.

14.王士君，廉超，赵梓渝.从中心地到城市网络——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变[J].地理研究，2019,38(01):64-74.

15.年福华，姚士谋，陈振光.试论城市群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J].地理科学，2002(05):568-573.

16.马学广，李贵才.全球流动空间中的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10):1630-1637.

17.王少剑，高爽，王宇渠.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08):1849-1861.

18.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19.毛丰付，高雨晨，侯玉巧.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规模空间分布：扁平化还是中心化[J].经济经纬，2025,42(04):45-58.

20.李丽霞，李培鑫，张学良.城市群建设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吗?[J].上海经济研究，2024(10):40-52.

21.刘彦随，杨忍.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J].地理学报，2012,67(08):1011-1020.

22.冷炳荣，杨永春，李英杰，等.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空间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J].地理学报，2011,66(02):199-211.

23.吴康，方创琳，赵渺希.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J].地理研究，2015,34(04):711-728.

24.张克中，陶东杰.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分布效应——来自高铁开通的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06):62-73.

25.何艳玲，周寒.全球体系下的城市治理风险：基于城市性的再反思[J].治理研究，2020,36(04):5-19+2.

26.方创琳.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J].地理学报，2014,69(08):1130-1144.

27.陆大道.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03):265-270.

28.吴晓林.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形势研判与韧性治理[J].人民论坛，2021(35):56-58.

29.温铁军，谢欣，高俊，等.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园区结构升级案例研究[J].学术研究，2016(02):82-89+177-178.

30.周振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基于全球网络的战略性协调功能[J].上海经济研究，2006(08):3-11.

31.顾朝林.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1,30(05):771-784.

32.吕拉昌.全球城市理论与中国的国际城市建设[J].地理科学，2007(04):449-456.

33.周振华，高鹏.基于全球城市网络的城市竞合关系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4(02):41-53.

34.陆铭.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J].南方经济，2011(06):23-37.

35.沈开艳.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若干问题[J].上海经济研究，2019(08):5-9.

36.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J].学术月刊，2012,44(08):14-22.

37.连玉明.中国城市化的理论创新——城市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学”[J].人民论坛，2010(07):68-69.

38.任平.走向空间正义：中国城市哲学原创出场十年史的理论旨趣[J].探索与争鸣，2020(12):137-144+200.

39.沈开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个特征的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05):58-63+108.

40.高春花，孙希磊.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的伦理视阈[J].学习与探索，2011(03):21-24.

41.孙斌栋.构建“适度均衡”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J].国家治理，2020(36):17-21.

42.任政.空间转向的叙事变革与空间正义的理论重构：基于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07):23-33.

43.梁琦，陈强远，王如玉.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36-59+205.

44.高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特征[J].上海经济研究，2024(02):17-29.

45.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01):33-44.

46.徐清梅，张思锋，牛玲，等.中国城市群几个基本问题的观点述评[J].城市问题，2002(01):18-22.

47.吴桐，岳文泽，夏皓轩，等.国土空间规划视域下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J].经济地理，2022,42(02):11-17+73.

48.陈国政，龚泳超，孙博文.城市人口集聚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5(09):23-33.

49.王雨飞，倪鹏飞.高速铁路影响下的经济增长溢出与区域空间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6(02):21-36.

50.李泽众，沈开艳.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广东社会科学，2020(02):26-36.

51.陈昌盛，许伟，兰宗敏，等.“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10):1-14+40+15.

52.盛广耀.城市网络、网络协同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J].经济与管理，2025,39(05):59-66.

53.李佳洺，桂淳文.中国主要行业空间扩散的差异化特征及其模式[J].地理学报，2025,80(04):995-1008.

54.孙久文，原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5):1-11.

55.陈恒，李文硕.全球化时代的中心城市转型及其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72-93+206-207.

56.沈开艳.在比较中探寻城市产业转型的新思路——《城市产业转型比较研究·上海市杨浦区与日本川崎市的产业转型经验》书评[J].上海经济研究，2011(03):117-120.

57.李培鑫，张学良.城市群集聚空间外部性与劳动力工资溢价[J].管理世界，2021,37(11):121-136+183+9.

58.Coffey W J.Urban Systems Research:An Overview[J].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8,21(3):327-364.

59.Henderson J V.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4):640-656.

60.Zipf G K.Semantic Frequency List[J].American Speech,1941,16(1):43-45.

61.Fujita M,Krugman P.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s:Von Thü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5,25(4):505-528.

62.Abdel-Rahman H M,Anas A.Theories of Systems of Cities[A].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M].Elsevier,2004,4:2293-2339.

63.Friedmann J,Wolff G.World City Formation: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2,6(3):309-344.

64.Sassen,Saskia.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65.Acemoglu D,Robinson J A.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M].Crown Curren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