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前提与核心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牵引与价值体现。面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我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人才资源四大独特优势，构建起科技创新与生产力跃迁的多重支撑体系。通过历史经验总结可以发现，我国科技战略历经奠基探索、转型突破、体系重构、战略引领四阶段范式转换，新型举国体制在攻克核心技术、完善产业生态、激发市场需求、释放人才潜能等方面展现出显著制度效能。面向未来，需通过强化基础研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深化开放合作、完善制度保障五大实践路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新型举国体制

作者简介:干春晖，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引言

全球科技创新步入深度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交互作用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与竞争格局。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为代表的前沿领域呈现群体性突破态势，技术迭代周期加速缩短，知识生产模式与产业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生产力形态正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进行根本性跃迁，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层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纳入国家战略体系，注这一决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性发展，亦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战略从被动应对国际竞争向主动引领发展范式转型的重大转向。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酝酿的关键窗口期，内外部环境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在国际层面，技术垄断壁垒持续强化，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壁垒、供应链排他性条款等手段强化技术控制，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例如，荷兰ASML受美国管制，无法向我国出口EUV光刻机，制约我国先进芯片研发。此外，“芯片四方联盟”的排他性条款，进一步切断我国高端芯片供应链，凸显“卡脖子”问题的紧迫性与长期性。在国内层面，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呈现多维度、高强度的特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例如，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需依托绿色低碳技术实现节能降耗，新能源汽车产业亟须突破车载芯片、高端电池材料等自主技术，人工智能领域则需补齐算法底层架构短板，这些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这种外压内促的双重压力，要求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内在规律，构建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的有效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本文以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切入点，剖析其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论文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历史维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的演进脉络，重点阐释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创新中的制度效能及其范式转换特征；其次，立足现实基础，论证我国在新型举国体制、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丰富人才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机制；最后，着眼未来发展，从基础研究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开放合作深化、制度保障完善等维度，提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本文通过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双向透视、理论逻辑与实践验证深度耦合，揭示科技创新与生产力跃迁的演化机理，构建新时期科技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

一、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嬗变与范式转换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历史演进轨迹深刻揭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的制度智慧与战略定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科技救国实践，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自力更生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自主创新突破，直至新时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系统建构，中国科技发展历经四次范式转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道路。这种演进既遵循技术创新的普遍规律，更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土壤。特别是从“两弹一星”的应急攻关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体系化创新，四次范式转换勾勒出中国科技战略的演进轨迹，其制度逻辑构成了分析当代科技治理的核心密码。

（一）计划经济主导下集中攻关体系构建的奠基探索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际技术封锁与国防安全压力，科技发展被赋予强基固本的历史使命。这一阶段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核心逻辑，通过建立科研院所体系、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等举措，重点突破国防科技与基础工业技术。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工业化起步提供了战略保障。此时的科技发展虽带有鲜明的应急性，却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科研传统与制度基础。

在组织架构上，中国科学院的成立开创了科研机构体系化建设的先河，“两弹一星”工程建立了任务带学科的协同创新模式。这种举国体制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有效整合了科研力量，实现了关键领域技术的从无到有，体现出科技自立自强的初步形态，即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家计划为牵引、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技术自主探索。尽管当时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转化链条，但其战略意义在于确立了科技必须服务于国家主权与独立的根本原则，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制度根基。

（二）改革开放与市场机制协同演进的转型突破期

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开放创新路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科技政策的重心从国防建设向经济建设转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聚焦战略性领域，推动关键产业实现技术突破。至21世纪初，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研发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这一阶段的开放创新以市场为导向,激活了全社会创新动能，“863计划”“星火计划”的落地实施，推动了计算机、新材料等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海尔、联想等企业借技术创新跻身行业前列。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既形成了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也为后续创新型国家建设积累了产业基础与人才储备，科技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这一阶段呈现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我国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快速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国逐步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主体作用的强化标志着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追赶型发展模式也暴露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结构性矛盾，部分领域仍存在技术短板。这一阶段性特征折射出转型期的制度调整张力，科技自立自强在局部突破中孕育系统性变革动能。

（三）新型举国体制创新实践的体系重构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科技竞争新态势，党中央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战略论断，将科技自立自强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通过系统性顶层设计，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构建起覆盖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的成功研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嫦娥”探月工程的顺利实施，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的根本转变。

新型举国体制在这一阶段的创新实践中展现出独特优势。相较于传统体制的单一行政驱动，新型体制更注重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协同增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模式，我国已形成以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为引领、区域性创新集群为支撑、多元化主体协同参与的立体化创新网络。制度创新既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又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潜能，推动科技治理体系进入系统性重构的新阶段。

（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范式转换的战略引领期

进入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被赋予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使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注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战略从被动应对国际竞争转向主动谋划发展格局。通过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战略性领域并实施专项攻关，我国正着力构建覆盖前沿引领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梯度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具体而言，这一战略转型在三个方面实现了范式转换，一是在技术规则制定层面，依托5G通信、新能源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我国正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国际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主导关键领域技术标准的制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展现了从技术竞争到规则引领的战略视野；二是在创新驱动发展层面，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技术成果转化速率显著提升，研发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成效日益显现，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是在开放创新格局层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等跨国科研计划，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在开放创新中实现了从技术输入到输出、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战略转型。

多方面的战略重构不仅突破了传统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更开辟了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权赛道，在制度层面构建了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协同的创新治理模式，在国际层面彰显了负责任大国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正在重塑全球科技创新版图的动力结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演进始终遵循三个重要逻辑：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优势转化、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创新驱动发展、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实现动态平衡的开放融合共生。

二、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独特优势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艰苦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科技发展实践，我国在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富人力资源四个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优势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亦植根于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积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支撑。这些优势的有机整合，不仅塑造了我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底气，更为实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制度优势攻克核心技术

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其核心在于将社会主义制度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机融合。这一制度突破传统科技管理模式的局限，形成战略需求牵引、跨领域协同、成果转化高效的运行机制，既保持了国家战略意志的统一性，又通过市场化手段激发了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在资源配置、组织管理和成果转化三个层面实现了系统性重构。在资源配置层面，新型举国体制打破了行政主导的单向指令模式，构建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形成了战略科技力量与社会创新资源的共振效应。在组织管理层面，新型举国体制创立了总体设计部加专项攻关组的矩阵式管理模式，实现了技术研发、工程实施与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贯通。在成果转化层面，新型举国体制打通了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建立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双向互动机制。这种制度创新既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历程印证了这一制度的实践价值。历经26年攻坚，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通过构建“国家队”、“地方队”、企业群的协同创新网络，攻克了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实现了国产化。这一过程不仅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更催生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更在于通过系统性创新重构全球卫星导航产业生态，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赢得战略主动权。制度优势的转化过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赶超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

（二）超大规模市场孕育需求驱动的创新势能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独特的演化场域。这一市场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体现在需求结构的层次性、应用场景的开放性和技术标准的引领性等多个方面。海量异质性消费群体形成的需求分层机制，构建了技术迭代的多维检验场域；多元产业形态催生的应用场景开放体系，加速了技术成果的商业化验证进程；本土市场主导的技术标准演进路径，则在国际竞争中形塑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格局。

从需求侧的运行机制来看，市场规模效应通过两种路径作用于创新过程，一是需求信号的规模化传递机制能够快速筛选出具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方案，缩短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二是需求反馈的闭环系统为技术改进提供了持续优化空间，形成需求、创新、应用、再创新的正向循环。这种机制在工业领域表现为技术标准的快速迭代，在服务业领域则体现为商业模式的不断重构与升级。

在要素配置层面，市场规模优势衍生出独特的创新生态效应。完整产业链与庞大消费群体的空间叠合，降低了技术成果转化的制度成本；多层级消费需求与多样化应用场景的空间交织，形成了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散机制。规模效应使得本土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时具备更大的试错空间，从而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从战略维度审视，市场规模优势正在重塑全球创新网络的权力结构。本土市场形成的技术应用密度优势，使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重构能力。数字支付、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标准输出，标志着中国开始从技术规则的接受者向建构者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技术竞争的议价能力，更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创新治理提供了制度性话语权的实践样本。

市场规模作为创新系统的关键变量，其作用机制在微观层面体现为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企业研发的单位成本，在中观层面体现为产业协同效应加速技术扩散，而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需求引致效应引导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多层次的作用机制，使得超大规模市场成为孕育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天然温床。当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市场规模红利，构建需求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将市场潜力转化为持续的创新动能。

（三）完备产业体系打造全链条创新转化生态

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广泛的工业体系，其完整性不仅体现在产业门类的全面性上，更在于形成了从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衔接机制。这种体系化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从概念验证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支撑链条。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依托动力电池、驱动控制、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的协同发展，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技术引进到全球领先的跨越。通过构建覆盖上游材料研发、中游系统集成到下游市场应用的全生态体系，该领域实现了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演进。这种创新生态不仅催生了能量密度提升、智能驾驶等关键技术突破，更形成了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双向互动的良性机制。

完备产业体系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实践表明，通过产业链协同创新，关键材料的自主研发能力显著增强，核心组件的国产化水平大幅提升。这种技术积淀为新兴领域的技术转化提供了验证平台，例如氢燃料电池、分布式能源等技术依托产业基础快速完成了商业化试错。另外，国际车企在华研发中心的集聚态势，正是这种创新生态吸引力的直观体现。

完备产业体系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构建从基础研发到终端应用的全周期支撑能力，形成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孵化机制。其核心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全产业链协同降低技术验证成本，加速技术迭代；二是通过规模化应用场景构建技术壁垒，形成对国际竞争者的先发优势。体系化创新能力，正在为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供新的战略支点。

（四）丰富人才资源释放创新驱动发展核心优势

我国已构建起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的创新型人才供给体系，形成了涵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的梯度化人才矩阵。这一人才优势通过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持续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资源的战略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通过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创新机制，龙头企业加速集聚青年科技骨干，推动研发团队年轻化、专业化。这种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优化、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研发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才评价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正在释放制度红利，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分类评价标准和科研减负举措，正在促使人才从职称追逐转向创新突破。这种结构性转变使得我国在量子芯片设计、光子集成等前沿领域形成持续创新能力。

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审视，我国丰富人才资源的特殊优势在于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增强理工科人才培养的精准性。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专业人才供给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这种适配性不仅体现在人才数量的增长，更反映在知识结构的优化上——高校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实验室等产教融合平台，推动学术训练与产业实践的无缝衔接。正是这种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突破先进制程技术瓶颈、抢占量子计算等未来赛道提供了关键支撑。当前，我国人才资源的配置效率正在发生质变，高层次创新人才在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畅通。流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正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这四方面优势构成的多重支撑体系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驱动力。这些优势的组合并非要素的机械叠加，而是在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市场牵引与人才驱动的深层互动中产生协同效应。新型举国体制通过战略资源统筹与市场机制互补，形成攻克核心技术瓶颈的制度合力，将国家战略意志转化为科技创新的行动效能；完备产业体系凭借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产业化的垂直整合能力，加速技术成果转化，构建起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侧规模效应与场景开放，为技术迭代提供试验场域，孕育颠覆性创新的原生动力；丰富人才资源则通过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夯实创新生态的智力基础，为创新链持续注入高质量智力资源。四大优势的协同演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三、加快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完备产业体系的支撑、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以及丰富人才资源的持续释放，我国逐步构建起科技自立自强的四梁八柱。这些积淀形成的独特优势，不仅为我国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战略支撑，更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并非简单的技术迭代升级，而是要在科技创新体系、产业组织形态和制度供给范式等多个方面实现系统性重构。这表明单纯依托既有优势难以维系长效竞争力，亟须在实践路径方面构建与之耦合的创新生态系统与发展范式。为此，需要从基础研究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开放合作深化、制度保障完善等五个方面，分析我国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着力点，揭示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将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最终实现生产力质的跃迁。

（一）强化基础研究，筑牢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根基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元叙事”，其突破往往引发生产要素的革命性重组。从量子力学对半导体产业的奠基性作用，到分子生物学对基因工程的拓荒性影响，科学史反复证明基础研究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策源地。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虽实现显著提升，但关键领域原始创新供给不足的深层次矛盾仍未破解。破解这一困局至少需要考虑两方面的供给机制，一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好奇心驱动的探索性研究，如在拓扑量子计算、人工光合作用等前沿领域设立长周期专项研究计划，为理论突破提供自由探索空间；二是运用“揭榜挂帅”机制靶向攻克应用基础研究瓶颈，针对高端光刻机光源、航空发动机单晶叶片等“卡脖子”环节，组建跨学科攻坚团队实施定向突破。这种自由探索与战略需求的二元架构，既保持了基础研究的纯粹性本质，又强化了其对产业变革的支撑效能。

在基础研究范式创新层面，亟须突破传统学科边界的藩篱。当代科学前沿的突破性进展，往往诞生于学科交叉的“无人区”。拓扑量子计算的突破依赖于代数拓扑学与凝聚态物理的深度耦合，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的攻关则需要量子化学与生物催化领域的跨界整合。这样的交叉融合不仅能够催生新的知识生长极，更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储备。当前我国交叉学科研究虽呈现加速融合态势，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仍滞后于实践需求，凸显深化交叉学科研究的紧迫性。因此，亟须通过学科交叉融合机制改革，在基础研究资源配置、科研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实现系统性重构，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突破提供制度保障。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制度的创新效能

体制机制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杠杆。当前创新要素配置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传导阻滞，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能力建设滞后，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破解这一制度性梗阻需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枢纽推进系统性重构：在组织架构层面，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协同平台，形成战略科技力量的集成效应；在制度设计层面，建立差异化评价与激励机制，对基础研究领域侧重学术原创性评估，对工程技术人才强化成果转化效益考核，形成分类施策的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本质上是通过重构创新主体的协作机制，释放制度创新的乘数效应。

在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层面，亟须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多方投入格局。政府财政资源应精准聚焦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攻关这一创新链的源头环节，通过重大专项、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强化公共投入的战略导向。尽管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持续提升，但地方财政在资源配置的结构适配性上仍存在显著落差，亟待建立差异化投入机制。市场机制应在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环节发挥决定性配置作用，依托科创板、北交所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产业化的全周期融资体系。近年来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集聚效应显著，尤其是在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已形成资本与技术深度互动的创新生态。资本流向的结构性变迁，实质上反映了市场对创新价值的甄别机制和对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功能。

（三）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打通转化链条的关键环节

产学研协同效能不足已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核心障碍。当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突破这一困境需构建多维度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在主体层面，应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行业领军企业牵头构建开放式创新联合体，形成技术研发、应用验证与产业推广的良性循环。例如，部分龙头企业通过开源技术平台整合产业链资源，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协同创新网络，显著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在服务层面，需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与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区域性技术交易平台，推动技术供需双方高效对接。在制度层面，则应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快速审查与维权通道，完善技术成果收益分配制度，通过法治化手段保障创新主体权益。主体联动、服务支撑、制度保障的协同机制，能够有效弥合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断层。

在创新要素流动方面，需着力破除制约人才、技术、资本跨区域配置的制度壁垒。目前，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已通过创新券通用通兑、人才资质互认等改革举措，推动科技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技术成果的跨区域转化应用。通过构建统一开放的创新要素市场，能够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

（四）深化开放合作，提升创新的全球竞争力

在全球创新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单向封闭的创新模式已难以适应技术迭代需求。我国在5G标准话语权、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充分印证了开放式创新的战略价值。深化国际科技合作需坚持“以我为主、双向互济”的基本方针：在制度层面，主动参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量子通信技术标准等前沿领域国际规则制定，通过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在资源整合层面，构建全球化创新协作网络，通过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设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方式，推动跨国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在风险防控层面，探索建立监管沙盒等弹性治理机制，在自动驾驶、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领域开展压力测试，平衡创新突破与风险管理。

在合作范式创新方面，需构建需求牵引、项目驱动的协同机制。“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设立联合实验室、开展技术转移的规模效应日益显现。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共建的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等平台，在石墨烯复合材料等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以项目为纽带、以平台为支撑的合作模式，不仅加速了技术迭代进程，更促进了不同创新文化间的深度对话，为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五）完善制度保障，构建创新生态的治理基石

制度创新是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前提。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需构建覆盖法律、伦理、政策的全维度治理体系，为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提供稳定预期和规则支撑。

健全法治框架，强化创新制度刚性约束。法治化是创新生态的基础性保障。需完善科技创新相关法律体系，重点解决技术成果权属界定模糊、转化流程烦琐等制度性障碍。例如，通过立法明确职务发明人收益分配比例下限，建立先赋权后转化的知识产权归属机制，破解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针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需制定专项技术伦理法规，划定技术应用的伦理红线，建立分级审查和追溯机制，防范技术滥用风险。

构建伦理治理框架，守住创新安全底线。科技伦理治理是防范技术风险的必要手段。应建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统筹下的多方协同机制，推动伦理审查与技术评估深度融合。应在科研项目立项、成果验收等环节嵌入伦理审查程序，要求高风险技术研发必须通过独立伦理委员会的合规性评估。应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伦理沙盒制度，在限定范围和条件下允许突破性技术先行试验，同时配套动态监测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创新风险可控。

推动政策协同与标准引领，优化全球创新治理参与。政策协同是避免制度冲突的关键路径。需加强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衔接，防止政策目标错位。例如，在半导体产业领域，需协调财税优惠、研发补贴与出口管制政策，既保障本土企业创新激励，又防范国际争端风险。应积极参与国际科技规则制定，在量子计算、新能源等领域主导技术标准制定，通过多边机制推动中国标准上升为全球共识。同时，应建立技术出口分类管理制度，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实施清单化管理，强化技术主权意识。

强化社会组织参与，构建多元治理生态。社会组织是创新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需推动行业协会、智库机构等常态化参与政策制定，建立科技政策咨询委员会等常态化协商机制，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效果并提出改进建议。应鼓励科技类社会组织承接技术评估、伦理审查等公共服务职能，依托全国性科技伦理审查网络推动审查结果互认，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应支持民间科技外交，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联合研究项目等渠道，扩大中国科技治理理念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在于，其揭示了后发国家实现科技赶超的制度创新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内涵。其实践意义则体现为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质变，推动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从规则遵循者向标准制定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转变既包含对传统产业升级路径的突破性重构，更蕴含着对未来技术革命主导权的战略布局。面向“十五五”，需进一步深化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认知，在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动态平衡中释放创新潜能。通过构建更具韧性的创新生态系统，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创新动能，使规模优势孕育出产业变革的内生动力，使人才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唯其如此，方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兼具东方智慧与现代价值的解决方案。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