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空间—区域—产业”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空间维度注重宏观均衡，通过主体功能区建设明确发展底线，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构建战略骨架，促进区域间互联互通，为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均衡格局奠定基础。区域维度聚焦结构协调，依托城市群、都市圈等增长引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区域一体化市场建设消除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区域间形成协同发展共同体。产业维度强调功能融合，通过产城融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培育产业集群增强区域韧性，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产业与城市功能的深度融合，进而增进居民福祉。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生产力布局评估体系、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及加速产业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等实施路径，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生产力布局；区域协调；内在机制；路径探索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原则和政策研究”（24&ZD041）

作者简介:孙久文，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100872;*董红燕，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一是以“胡焕庸线”为标志的东西发展差距依然显著；二是因区位条件与开放程度导致的南北分化日益凸显；三是由于资源布局失衡导致的产业集聚空间“过密”与“过疏”并存。以上结构性矛盾在下列数据中得到了印证。2024年，东中西地区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4%、21.4%、21.4%，人均GDP之比为1.0:0.64:0.61； 注南北地区 注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4.8%、35.2%，人均GDP之比为1.0:0.81。 注由此可见，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无论从“东西”维度还是“南北”维度，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均存在显著差距。从产业分布来看，截至2024年末，全国3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东部地区有156个、中部地区有76个、西部地区有63个，而东北地区仅有5个。从省份分布来看，浙江、山东均有23个集群，广东有22个，而黑龙江、宁夏、青海等省份刚刚实现集群数量的“零突破”。[1]因此，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明确区域差距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即区域的非均衡发展，本质上是生产力诸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失衡。因此，破解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必须从优化生产力布局这一源头入手，系统调整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与产业链的协同关系，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奠定良好基础。

当前，学术界更多关注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区域协调发展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二者的关键任务和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2][3][4]在影响机理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展开讨论：姜伟贤（2025）和蒋晟等（2024）基于“要素—产业—生产关系”的逻辑，认为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调整生产关系，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能。[5][6]钟业喜和吴思雨（2024）构建了“数字—科技—融合—平台”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7]王丽程（2025）基于空间视角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空间生产、空间正义和空间联动三大效应，系统性推动了区域的“经济—福利—空间”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协调发展。[8]以上学者多从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要素配置等微观视角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微观驱动机制提供了借鉴。但生产力布局是一个涉及国家战略布局、产业优化重组、基础设施均衡布局、要素空间流动的宏大战略范畴，是一个从宏观战略指引到中观产业集聚，再到微观要素流动的综合概念。新质生产力仅代表了生产力中的“前沿”部分，仅从该局部视角出发，难以全面揭示宏观生产力布局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此，本文根据生产力布局的内涵及不同维度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任务差异，构建“空间—区域—产业”的三维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探索实现路径。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 生产力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特征

生产力布局的概念与特征。生产力布局是指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与组合，其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改革开放前，生产力布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能源、冶金、化工、机械装备等重工业部门，构成了生产力布局的核心。改革开放后，这一概念逐步拓展至经济布局和区域发展范畴。进入新发展阶段，以5G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深远影响，生产力布局的内涵也随之深化和拓展。学术界分别从国家、区域、城市、部门、产业、要素等不同角度探讨了生产力布局的内涵。从国家层面看，生产力布局是统筹自然禀赋、技术条件、发展阶段和战略意图后，确定重大生产力要素的总体空间分布框架；从区域层面看，生产力布局是基于各区域功能定位，推进不同战略区的差异化协同发展；从城市层面看，生产力布局重在发挥集聚经济优势，特别是建设和培育经济增长极。[9]从部门层面看，生产力布局指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关键行业、基础设施网络、能源供应体系、重大科技设施等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安排。[10]从产业层面看，生产力布局的本质就是经济布局，指一定时期内各个产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空间分布和组合形态。其中包括产业的区位选择、组织形式、发展规模、部门结构及地域组织，甚至包括人口布局与城镇布局等。[11]也有学者从要素视角进行界定，认为生产力布局是各类生产要素在空间中的分布与组合形态，并指出其初始的空间配置直接决定了生产系统的功能发挥和资源配置效率。[12]然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生产力布局是指对国家关键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经济活动进行的空间安排，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13]新发展阶段，重大生产力布局呈现出以下核心特征：一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核心内容；三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关键影响因素；四是人才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五是生态保护与文化建设的地位逐渐提升，共同构成新发展理念下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14]

综上，生产力布局是一个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持续演进的综合性概念，其内涵从早期侧重单一工业部门的空间分布，逐步扩展到涵盖科技、经济、生态、文化、要素和产业的综合性空间安排。尽管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布局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始终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需要。当前，重大生产力布局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才支撑与绿色人文等要素的支撑作用，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协同发展的特征，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全面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本文中，生产力布局特指对国家发展与安全具有基础支撑、战略引领和全局影响的核心要素的空间安排，主要包括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现代产业体系及科技创新活动等。[15]国家以此为抓手，在统筹经济效率、国家安全、生态保护和区域均衡的基础上，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战略性产业和区域性基础设施进行空间调整和地域整合，[16]旨在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的空间配置，提升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其内涵从早期侧重经济增长，逐步扩展到统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目标。这一内涵的演进，是区域协调发展适应新时代的内在要求，也更加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地，不仅关注区域发展差距，而且更加重视人民福祉的均衡性。其具体表现和总体要求是实现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不是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高效、自由、有序流动，使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意味着各类生产要素在不同空间、不同区域和各类产业之间顺畅循环，最终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动能传递的经济网络。这一本质要求决定了优化生产力布局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手段，生产力布局直接决定了要素配置的格局与产业链协同的效能，关乎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17]通过优化生产力在空间上的配置格局，能有效缩小区域差距，塑造均衡、高效的区域发展格局。换言之，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布局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

2. 生产力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

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与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这种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区域、城乡和收入三个层面。从区域层面看，2024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23868元、79261元、75230元、66783元，其中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东北地区的1.85倍，区域发展梯度明显。从城乡层面看，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2:1，二者的绝对差距达到31069元，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从收入层面看，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前2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809元，折合8234元/月；而低收入组（后2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542元，折合795元/月，前者是后者的10.4倍，说明居民收入分配仍存在较大差距。 注这种非均衡的发展趋势，不仅加剧了区域分化态势，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区域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是初始生产力空间分布的非均衡，这种不平衡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扭转，必须依靠国家战略的引导作用，通过优化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发展动力。因此，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根本上重塑了要素流动方向和产业分工格局，引导资本、技术、数据等核心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扩散，推动产业从高密度区域有序转移，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奠定基础。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数字空间+物理空间”的虚实结合瓦解了传统生产力布局下区域相对封闭的状态，激活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配置，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释放生产要素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潜能，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8]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0.0%左右，数据生产量达到41.06ZB，同比增长25.0%， 注其高渗透性与强扩散性，正是数据要素突破地理限制、赋能区域发展的直接证明。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融合、要素融合释放倍增效应，推动产业向专业化和高端价值链延伸，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区域间产业协作、优势互补、增强区域发展的关联性和耦合性。[19]同时，产业的优化升级也重构了区域间产业的协同关系，为区域间产业的深度融合奠定基础。

区域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布局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引导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内在要求，其本质是通过结构优化与功能协同，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首先，区域协调发展是培育新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20]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有效承接和落实新产业的空间布局，通过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这一机制在广东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自2023年起，广东连续举办三届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经贸合作招商会，累积签约项目1236个，总投资额高达7836亿元。项目涵盖了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注通过此类跨区域协作平台，珠三角地区的优势产业和资源被引导至粤东西北地区，不仅优化了全省的产业空间布局，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是区域协调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其次，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打破空间壁垒、强化区域协同，形成规模更大、结构更优的统一市场，为生产主体扩大盈利空间、降低综合成本创造条件，进而推动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研究表明，跨区域生产成本是省际贸易成本的1.5倍，有效降低该成本能够显著提升多数省份的福利水平。[21]以长三角为例，截至2024年末，其铁路运营里程已突破1.5万km，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过7700km，网络密度和运行效率显著提升，有效降低了区域间的时间与物流成本。 注在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与数字产业的发展，激活数据、信息、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活力，加快土地、资本、劳动力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新型劳动对象。[22]

三、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

基于生产力布局的内涵及不同维度生产力布局的任务差异，本文构建“空间—区域—产业”的三维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该框架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均衡到中观协调，再到微观融合的完整链条，揭示了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首先，三个维度体现了战略层级的递进关系。在空间维度，优化生产力布局侧重于解决全域发展非均衡的“格局”问题，旨在实现宏观层面的战略均衡。其核心任务包括：一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通过划定战略底线、明确各类功能区的定位，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二是布局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建设交通、能源、信息通道等战略骨架，将各个区域紧密连接，为要素流动奠定物理基础。在区域维度，优化生产力布局侧重于解决板块分化的“关系”问题，推动各个地区从孤立、分割的竞争状态走向协同发展。其核心任务包括：一是培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强化核心增长极的辐射功能，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二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市场建设，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产业维度，优化生产力布局聚焦于产业与城市的“融合”问题，推动产业链、产业集群在区域层面的优化配置，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其核心任务包括：一是推动产城融合，构建与城市功能、居民需求相匹配的产业体系，切实提升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强化产业根植性，通过地理集中促进知识溢出和创新协同，提升地区发展韧性；三是推动产业集群化与绿色化转型，实现产业发展与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其次，三个维度之间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完整闭环。空间维度作为顶层设计，通过划定生态底线和布局重大基础设施为区域协作提供战略指引；区域维度通过培育区域增长极和建设一体化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产业维度通过“产城融合”“产业根植性”和“产业绿色转型”，将空间维度和区域维度创造的条件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也是发展成果的最终体现。反过来，产业集群的发展会增强区域发展的动力，巩固区域增长极的地位；区域协同和产业发展的实践需求会反馈给空间维度，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调整功能区政策提供实践依据，从而使顶层设计更具前瞻性和适应性。最后，三个维度隐含了政府与市场力量的演变。在空间维度，主要依靠政府引导进行顶层设计和公共投资；区域维度，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作用，政府负责破除制度壁垒，市场主导要素流动；产业维度，则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企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实现产城融合、产业集群发展和绿色转型。这一过程完整展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过程。

1. 空间维度

主体功能区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主体功能区战略旨在破解因无序开发导致的空间结构性失衡问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23]空间失衡的根源是地方政府未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异质性，采取同质化管理手段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24]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现有开发强度为依据，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并进一步明确了四类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其实质是利用空间因素作用于区域之间的功能协同，重组主体功能定位明确的国土空间格局。[25]从功能分工看，各功能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布局经济活动，从源头上避免了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有利于促进人口—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城市化地区属于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适宜高强度的经济开发活动和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同时，城镇开发边界通过约束城市的无序扩张，缓解了城市建设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空间竞争。农产品主产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5.0%，整体规模保持稳定，是农产品的主要供给地。为保障其核心功能，全国划定了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从空间上为国家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重点生态功能区被划定为禁止开发区，其功能定位是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生态保护红线严格限定了城镇开发和农业生产的空间范围，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2023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考核结果显示，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和“变好”的县域占79.8%，说明该功能区在国家生态安全维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6]同时，主体功能区建设进一步强化了区域间的分工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了各区域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边界，将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与招商引资活动限定在与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范围内，从而实现产业政策的精准化，促进产业发展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协调。[27]总体看来，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明确的功能分工与空间管控，有效协调了经济集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多重目标，从根本上推动了发展与保护的有机平衡。

图1 生产力布局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

跨区域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国家权力对空间改造的物质表现，能够显著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28]权力尺度内涵于基础设施的空间尺度中，其政策效应在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下呈现差异化的作用机制，但二者彼此强化、相互支撑，共同塑造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国家尺度上，跨区域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区位营造机制突破自然地理的约束，重塑区域发展新优势。跨区域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有效克服了地理阻隔、提升了时空可达性，推动区域资源从封闭独享转变为开放共享。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经济成本，也增强了区域间的功能匹配，从而塑造了空间发展新优势。[29]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不仅解决了能源供需错配问题，提升了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将资源输出从地理边缘区提升为全国能源安全的保障区，增强其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优势地位。以“西电东送”为例，截至2025年7月，南方电网累计输送电量已突破3万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约占80.0%，相当于节约燃煤约6.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4亿吨， 注为全国绿色低碳转型奠定能源基础，也提升了南方电网在国家能源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同理，青藏公路、青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改变了点、线和网络状基础设施的空间关联，重塑了欠发达地区的区位条件，提高了交通可达性和网络连通性，为其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创造了新优势。如，西藏依托青藏铁路与318国道打造的“南亚班列”铁公联运模式，整体物流效率提升了50.0%，贸易伙伴已拓展至110个国家和地区。 注区位优势在转化为空间经济势能的过程中，会导致自然资源或生产要素在空间上流动，并产生集聚与扩散效应，进而对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空间结构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30]区域尺度上，跨区域基础设施畅通了要素流通渠道，促进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联动。能源基础设施、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面向“一带一路”的开放型基础设施等在西部地区的布局，不仅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空间，也增强了西部地区的内生增长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缩短时空距离、削弱信息壁垒、破除市场分割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显著促进了劳动力、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强度、速度和范围。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流通的“高速公路”，能够促进传统生产要素在虚拟空间的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显著提升整体经济效率，为落后地区注入新发展动能。[31]

2. 区域维度

增长极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增长极是从结构角度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其核心在于构建网络化的空间结构，通过增强不同节点之间的功能联系与结构协调，推动区域走向一体化发展格局。在增长极理念的引领下，我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得以快速发展，并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载体。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以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80.0%的人口，创造了85.0%的GDP。[32]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作为全国三大增长引擎，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4.4%，展现出强劲的辐射带动能力。从空间维度看，增长极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一个从集聚到扩散的过程，这一进程在空间上表现为“点—圈—群—带”的授权型网络建构与发展过程。发展初期，经济要素在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的驱动下，向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中心城市集聚，形成区域非均衡发展格局；当中心城市能级提升后，则通过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这一过程主要依托同城传导和产业分工两大机制的驱动。[33]对于同城传导机制，同一省份或城市群内部具有政策制度更统一、社会往来更便利、经济联系更紧密的同城效应。政策层面，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监管标准显著降低因行政分割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市场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社会层面，文化认同和高度互信的社会网络不仅促进了技术扩散和隐性知识的溢出，也增强了城市间的合作意愿，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人文基础。经济层面，城市之间紧密的产业协同与基础设施共享，为区域利益共享提供经济基础。三者相互作用使区域内城市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逐渐趋向协调。产业分工机制推动各城市基于比较优势实现功能分工，即中心城市聚焦总部经济与高端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与配套产业，“选择效应”也会引导不同生产率的企业进驻不同规模的城市，从而明晰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格局。[34]如，京津冀基于三地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逐渐形成了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生产的分工格局。良好的产业分工加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推动区域由纵向分工向网络化的开放系统转变，从而带动中小城市发展，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

市场一体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动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机制作为基础，市场一体化能够促进区域间高效分工，从而增强其内生动力。研究表明，自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以来，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作用显著下降，表明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35]市场一体化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规模经济效应方面，市场一体化打破了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按照市场价格规律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一方面，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下降通过“前向关联”推动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劳动力集聚与市场规模扩张形成的“后向关联”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区域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双向强化机制不仅深化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格局，也使各地区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减少地区间的同质化竞争。从宏观效果看，市场一体化不仅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也有助于释放大国发展的规模红利，增强国家竞争力。从全国范围看，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占全国总福利效应的32.6%，表明规模经济效应是市场一体化促进福利提升的重要渠道。[36]技术外溢效应方面，市场一体化打破了制度和信息壁垒，加速了知识、技术、人才和信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推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不仅强化了区域间的协同创新，也促进了优势互补、协同共生的数字生态的形成，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率。随着地区间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逐步收敛，区域发展差距得以缩小，产业关联与地区间的合作持续深化，推动经济走向更加均衡、协调的发展路径。

3. 产业维度

产城融合以提升“人的生活品质”为出发点，通过提升个体的效用水平与获得感，从而促进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共同繁荣。其本质是以功能布局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范式。该过程以提升“人”的效用水平为核心，通过“产”与“城”的双向互动实现协同发展。“人”是连接产业与城市的纽带，既作为生产要素支撑产业发展，又通过多元需求促进城市功能完善。同时，服务业既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日益成为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在互动机制方面，产业发展引致对城市功能的需求，推动公共服务逐渐完善；城市功能的提升又会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支撑产业升级与创新，由此形成“以产促城、以城兴产”的循环累积效应。[37]在此基础上，产城融合进一步通过要素重组与空间优化，推动职住平衡与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产城融合的典范，其“政府规划+市场运作”的模式成功实现了产业与城市的协同发展。通过深度整合产业规划与城市功能，园区不仅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率，更通过“产业社区化、社区产业化”的方式，形成了优质的就业居住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产业根植性增强区域韧性。根植于当地的产业集群与本地的资源禀赋、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深度融合，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不仅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更是通过产业链延伸强化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增强了区域经济韧性。其核心是通过深化产业集群与本地社会经济网络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一种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研究表明，城市群维度内，本地经济韧性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强。[38]产业集群已深度嵌入本地的企业网络、创新生态与社会资本之中，企业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协作关系与信任基础，形成了非正式的知识溢出、风险共担与行动协调机制。当外部冲击发生时，本地的企业网络能迅速传递信息、配置资源，通过集体协作代替个别中断环节，表现出更强的缓冲与适应能力，为地区经济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此外，根植于本地的产业集群形成了特定的知识网络，通过知识网络传递并共享隐性知识，当冲击来临时，隐性知识为技术转型和产品迭代提供了基础，使得企业有条件实现渐进式创新，从而保持发展的连续性，降低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产业绿色转型是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绿色转型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有效改善生态环境，为居民提供健康宜居的生活空间。同时，绿色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升级不仅能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居民收入增长，提升城市经济活力，还通过开拓绿色空间、提升资源循环利用能力，共同构建韧性、安全、可持续的城市环境。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较上年增长8.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6.3%，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16.8万辆，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6.8亿千瓦， 注绿色产业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产业的绿色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下降至29.3μg/m3，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2%，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90.4%。 注以上举措在经济、社会、生态与民生等领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推动了城市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也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

1. 构建生产力布局评估体系

生产力布局的效果评估是未来政策调整与优化的根本依据。为科学评估生产力布局的成效，本文初步提出，应构建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区域、民生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不同于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其中，经济维度需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单位面积产出等效率指标；社会维度则以民生福祉提升为导向，将评估重心放在区域发展差距、居民实际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最能体现发展成果普惠性与共享性的指标上，从而真实反映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数据监测与动态评估机制，并将评估结果与未来的政策调整、资源配置进行绑定，从而形成一个“监测—评估—反馈—优化”的完整闭环，确保生产力布局效果能够被科学衡量，为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效能提供实践依据。

2. 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已建成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但仍面临覆盖不全、衔接不畅、运行效率不高等结构性短板，难以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互联网、信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推动现有基础设施网络的提质增效和优化升级。为此，应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并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倾斜政策。国家层面，可强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加大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间数字化发展基础的均衡布局。执行层面，地方政府可开辟绿色通道，保障专项资金高效落地，引导资源要素向欠发达地区集聚，加快项目成果落地转化，全面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与协同效能。同时，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互联互通、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具体包括：完善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主干道的综合交通网络，强化东西、南北向骨干通道建设，提升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联动效率；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和跨区域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推进国家水网主骨架和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此外，应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形成绿色智能、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整体优势。

3.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

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引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一是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明确功能定位。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现代化交通网络，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在都市圈内部，合理布局区域性中心城市，有序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使其成为吸纳人口、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支持小城镇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使其成为服务“三农”、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二是促进各城镇协调发展，加强有机衔接。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覆盖全域的快速交通网和信息网络，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跨区域配置。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合理布局产业，形成梯次分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布格局。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优化跨区域共享机制，缩小各区域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差距，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财税、土地、规划管理等制度，建立跨行政区协调治理和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各区域的内生发展动力。

4.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有效打破地区分割和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从以下两个方面系统推进：一方面，构建层次分明、导向清晰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逐步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形成差异化、梯次化、渐进式的区域战略布局。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多中心、多层次、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细化主体功能区，缩小区域政策单元。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等空间载体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枢纽和平台作用，统筹板块、区域、城乡等多元维度的关系，推动跨省份、跨板块的协同治理，促进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市场基础制度和规则的统一，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以规则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协同性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制度和规则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同时，严格规范市场中的竞争失序与过度干预行为，加强对垄断行为的监管，破除地方保护与区域壁垒，清理妨碍市场公平的准入和退出制度，营造公平、透明、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39]

5. 培育优势产业集群

当前，我国产业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亟需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一是构建差异化的产业布局。立足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制定差异化的产业集群发展策略。各地区应明确其功能定位和产业基础，确定主导产业，避免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科学确定产业准入标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链。同时，加强跨区域产业集群共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二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具体而言，促进产业链集聚发展，围绕主导产业引导上下游企业在空间集中分布，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此外，要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建立共享工厂、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集群的信息共享能力和竞争力。

6. 加速产业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

各省份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发展路径，精准推动产业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产业大省须以人工智能为牵引，全面推进新型技术改造，鼓励企业通过设备更新与工艺创新实现内涵式提升，并借鉴“链式协同”经验，由链主企业构建产业大脑，带动产业链中小企业协同转型。人口大省应充分发挥市场与人力资源优势，以场景创新为突破口，实施主题场景招商，重点引进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等头部企业，围绕典型应用场景打造特色产业链群，同时加强公共服务与人才支撑。能源大省应把握“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低成本电力优势转化为算力优势，积极布局绿色大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并围绕算力资源开展产业链招商，培育人工智能等新业态。生态大省则需借助数字技术深度开发生态资源，运用VR/AR等技术打造全域沉浸式、全天候文旅新业态，推动生态资源向线上数据资源转化，完善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同时，着力打破数据壁垒，推动技术共享与标准互通，促进区域间算力、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通过建立协同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全国一体化发展格局，确保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不仅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更能实现产业生态的整体重塑与竞争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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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林晨，李宇潇.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产业政策竞争[J].经济研究，2024,(12):40-57.

注释

(1)东部地区的人均GDP=1。

(2)南北地区的划分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

(3)南方地区的人均GDP=1。

(1)国家统计局. 2024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https：//www. stats. gov. cn/xxgk/sjfb/zxfb2020/202501/t20250117_1958332. html。

(1)新华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量质齐并，https：//www. xinhuanet. com/fortune/20250507/2cd2f629ac644d0587baab3bcebd8b71/c. html。

(2)南方新闻网.从“转出去”到一起干，珠三角和粤东西北联手了，https：//news. southcn. com/node_54a44f0 1a2/29097cfbaa. shtml。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长三角铁路今年建设投资预计超1300亿元“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提速，https：//www.mot. gov. cn/jiaotongyaowen/202502/t20250227_4164824. html。

(1)新华网.南方电网区域内西电东送电量累计破3万亿千瓦时，https：//www. xinhuanet. com/energy/20250730/1b61967fa87645619aa189bf938c3ac8/c. 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上半年我国西部地区进出口规模创新高，https：//www. gov. cn/yaowen/shipin/202507/content_7033966. htm。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 stats. gov. cn/xxgk/sjfb/tjgb2020/202502/t20250228_1958817. 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优良天数比例达87.2%！今天的中国“颜值”更靓，https：//www. gov. 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4597.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