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及其相关现象的体系结构和系统规律，特别是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新叙事体系——经济学范式的构架，是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和重大使命。在“实质-币质”二维域态体系中，市场运行和竞争过程体现为“价格为王“”货币为轴”。而在“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态体中，市场运行和竞争过程越来越体现为“数字为王”“智能为轴”。市场经济体系从二维域态格局演变为三维域态格局，使实体经济、货币经济、数字经济，皆发生深刻变化，都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扩张力、渗透力和质变性“。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观格局，将使人类发展的经济基础彻底改观。进入这样的经济体系，人类经济行为的决策取向，也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当以市场经济的三维域态思维框架——“实质-币质-数质”——观察和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和未来世界，经济学面临极大的拓展空间和须完成的新课题。市场经济三维域态的形成，是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演变的最显著表现。以市场经济三维域态的经济学范式思维，观察和研究现实经济新态势，可以深刻揭示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各领域表现。

关键词:三维域态；实体经济；货币经济；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

作者简介: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辽宁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24-09-09

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具有群体性，离开群体的孤立个人是难以长久生存的，因此，人类经济发展最具生命力的形态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基于人的互利、互助、分工、合作，当然也有竞争、对抗等群体性行为和组织活动方式，表现出最活跃的生产力。而市场经济组织行为方式的逻辑底基是人的理性特质，即人类具有趋利避害和进行交换的本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并非完全的自发性过程，即只凭人类本能、自由放任，就能自动实现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现实中，市场经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必然是规则建构过程，即通过人的群体性主观努力，进行制度安排和组织规范，才能建设起市场经济的行为规则和市场秩序。当前，世界处于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规则博弈和重构是其最显著特征。那么，市场经济制度的组织形式具有怎样的基本质态格局，以及传统质态格局正在向怎样的新质态格局转型？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最大现实问题。因此，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及其相关现象的体系结构和系统规律，特别是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新叙事体系——经济学范式的构架，是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和重大使命，而且在新时代的新技术条件下，为经济学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空间。

一、市场经济形态演化简史：实质、币质、数质

历史演化总是以基于一定思维方式的叙事表达来呈现，传统经济思维关于市场经济形态的叙事表达，具有二元体系或二维格局的特征：即呈现为实质活动与货币活动并行的两分法体系，前者为实质经济（实践中也称“实体经济”），后者为币质经济（实践中也称“金融经济”）。如果将前者的发展定义为“实际”过程，那么后者的发展可以定义为“虚拟”过程。

这一叙事表达体系是从作为市场经济的物态实体——商品的性质直接展现出来的。即市场经济的“细胞”——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性，一则为实，一则为虚。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世界，两者逐步分离和对应发展，就形成了“实质”经济和“货币”经济，进而发展为实体经济体系和虚拟经济体系相得益彰的庞大经济世界。可以说，关于市场经济的所有话题都脱离不了这一对“孪生兄弟”。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要么具有“有用”性（使用价值），体现经济内容本身，即其实质；要么具有“流动”性（交换价值），体现经济关系形式，即其虚质。

这可以作形象的比喻：实质经济即真实经济，如国民经济体中之“第一维”系统，是实在的、有形的、唯物的；币质经济即符号经济，如“第二维”系统，是虚位的、无形的、观念的。在直观理解的逻辑关系上，“第一维”系统派生出“第二维”系统，是“第二维”系统的源头；“第二维”系统服从于“第一维”系统，为“第一维”系统服务。也可以说，“第一维”系统为本体，“第二维”系统是工具。作为工具的“第二维”系统，其使命是实现经济“交换”功能，如果离开作为本体的“第一维”系统，“第二维”系统是没有价值的、虚幻的。

不过，在现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价值都被抽象为经济价值。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机理是工具理性主义的，实质经济如果不能表现为工具理性所支配的经济价值（可以进行交换，具有交换价格），实质经济的价值是难以定义和计算的。所以，进行经济统计的可计量指标——“收入”“利润”“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等，都是货币的“流量”。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似乎是一个让人产生“颠倒”观感的世界：“实质”隐在后，“虚质”显在前，“虚质”反倒成为“实质”的支配者。但正是这样的“颠倒”，才产生了强劲的经济（利益）动力。因为，实体形态是具象的，追求实质目标总是有限度的，而作为工具价值的虚拟形态则是抽象的，这样，追求工具性目标才可能是无止境的，因此，对工具性目标的“贪婪”可以成为经济美德和经济动能。

这样，“第二维”系统就超越“第一维”系统，反客为主。工具理性主导本真理性，支配“第一维”系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止境地“赚钱”，以“钱”为王。其现实表现就是，市场经济主体——企业，以经济价值为目标，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在商言商”，那是其经营行为之“天理”。而且，任何成果或成就，如果不能体现为工具性的经济符号——“钱”，就没有经济价值，或无法计算为经济价值。

相对于实质经济，货币经济为虚质，可以不具实物形态。除了早期以实物充当一般等价物以及金本位时期，货币主要由信用所决定和支撑，“信则为币”，即只要可以为市场主体所普遍相信，就能充当货币。当然，货币之虚质与经济之实质相连接，才有价值，这依赖于关于价值关系或价值信任的经济思维。众所周知，劳动价值论是最具影响力的叙事逻辑之一。按此逻辑的理论叙事，“劳动价值”作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连接的“因果链”——劳动创造价值，实现经济价值因果关系的理性逻辑自洽。

进一步的认识是，作为“第二维”系统的虚质经济，其性质或功能并非仅仅是实现交换的工具（充当货币符号和交易媒介），而是具有超越交换功能的重要性质的。也就是以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自洽要求为念，必须承认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质。非中性货币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经济调节作用，即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熨平”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解决劳动不充分就业的问题。劳动不充分就业，原本是市场经济供求均衡体系的一个“软肋”（难以从“局部均衡”达到“一般均衡”）。而正是非中性货币理论（这一认识过程被称为“凯恩斯革命”），支持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自洽，宏观经济学由此而产生。于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就逐步演化建构为“实质经济-货币经济”二维域态结构，规范化为“微观-宏观”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二维体系。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现代经济学是唯一采取演绎逻辑作为学术体系的基本范式框架的。即整个学术体系的逻辑底基是公理性的假定，承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理性，而且，将人的理性抽象为经济理性（这显然有些勉强和武断），即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还可以采取自由交换方式达到劳动有效分工和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在这样的思维构架下，可以将各种经济行为和丰富现象都纳入这一演绎逻辑建构的范式框架中。

在经济学的这一范式框架中，进一步的抽象和假定是，无论对于“第一维”的实质系统还是“第二维”的虚拟系统，价格（包括工资）是唯一的市场调节信号。如果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而改变状态，就被认定是对市场经济均衡状态的扭曲，必定导致效率损失。如前所述，由于其间只有一个无法实现最优效率状况的情况，即劳动可能没能实现充分就业，即未能实现供求均衡，政府为此可以利用非中性货币功能，即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来实现劳动的充分就业。此时，整个经济体也就完全合乎逻辑地达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这似乎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自洽性的完美体系。不过，在这一经济系统中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作为“第三维系统”的重要角色：数字数据信号系统，可相应称之为市场经济的“数质”域态。经济分析不能脱离数质因素及其量态即数量。如果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在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中，数质因素无处不在。不过，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叙事的主体结构中却没有其独立地位注，数质之“数”被淹没在的“价格”之“数”的强大优势之下。凡是说“数”，那就是价格之高低或多少，即价格之数。市场经济运行的其他信息，终归还是以价格信号作为信息渠道和计量工具。

不过，如果承认数质因素的存在，就会产生颠覆性的思维变革。与实质因素和虚质因素不同，与价格之数的性质也不同，数质因素或数字信号的性质，超越了价值思维，例如，阳光、空气，以及各种事物的数质信号，并没有价格符号，无须借助价格之数，却是人类任何生产生活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实质因素与虚质因素的经济关联，依赖于价值价格，并具有相应的利益关系。而数质因素与实质、虚质因素的关联，则依赖于技术和科学，未必具有价格信息的对应性，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利益相关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工业化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双向植入和不断创新，使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观察和解释，越来越倾向于需要有数质的计量性。

21世纪，数质形态的因素，开始超越长期为实质形态和虚质形态所垄断的经济领域，表现为数字经济崛起和数质因素向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渗透。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大数据功能巨大，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数质因素的主体化，即具有主动决策、独立执行、强大算力、创新思维的“类人类”行为性质，甚至一定程度超越人类的智能和智慧。这样，市场经济体系的二维域态格局，走到了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

二、市场经济体系从二维域态向三维域态的演变

由于数字经济的崛起，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传统经济形态的“实质-币质”的二维域态体系，转向“实质-币质-数质”的三维域态体系。其中，实质因素表现为实体经济，币质因素表现为货币经济、虚拟经济，数质因素表现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经济体系质态新格局的形成表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开始发生颠覆性变化。一方面，其实质、币质和数质的域态场景各具不同特性；另一方面，三者又可实现相互融洽而产生更强的经济技术效能和运行机理效率，发生“改天换地”的效应。简要分析就可以获得以下认识判断。

第一，经济系统的实质性，展现为实体经济。其行为目标和运行过程以“效用”为核心和轴心。其特质是实物的理化性，即物质存在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性质。通俗地说就是，追求对人实际“有用”“可用”，这是实体经济的基本性质。

第二，经济系统的币质性，体现为虚拟经济。其行为目标和运行过程以“价值符号”为核心和轴心。货币是人造之物或信任之物，未必有实际用途，但具有符号性、计量性、工具性，是体现和实现价值物交换的经济功能代表。其经济地位和行为强势，可以超越实体经济。

第三，经济系统的数质性，体现为数字经济。数字由人定义，数字体系基于逻辑建构性，其行为目标和运行过程，以“感智”为核心和轴心，客观感应和行动智能表现为，基于大数据的高效算法和强大算力，具有智慧性、生成性、主体性，可以在实质-币质-数质的三维域态体系中，发挥强大经济能量。

具有颠覆性的是，数质因素的逐步强势化，即数字经济的崛起，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相容置位”的效应。也就是说，在传统市场经济的“实质-币质”二维域态体系中，人为主体，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为客体，主客关系分明；而在“实质-币质-数质”的三维域态体系中，经由科技赋能，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可以“升质”为“类人化”的智能化主体，一般称为“人工智能”，其运用数质因素的智能，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大大超越人工。

这是一个发生了变革的世界，数字似乎具有了“反客为主”的动机。但是，变革中恒有不变，即市场经济运行的利益驱动机理仍然以人为本。因为，作为人工智能载体的“机器人”，并没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在市场经济根本的利益机制中，智能机器人归根到底仍然是人的工具，即实现人类趋利避害行为目标的手段，而不会成为自利自主的经济行为主体，即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总之，只要市场经济机理仍然以人类利益为动机核心和运行轴心，那么，具有利益追求动机的自然人，仍然是经济行为的真正主体。

人类发展，利益追求是原动力，向着更具“流动”和“畅通”性的方向演进，是其演化进步的基本路线。不过，基于上述利益动因机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发展中，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无论如何发达和高科技化，都只有或必须体现或落实于资金流，才有“经济价值表达”和“经济利益实现”。换句话说，尽管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基于行为目标的“本真理性”，越来越体现出其更强的多元关切动机和行为取向，但只要仍然处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基于经济价值的“工具理性”和人类的工具理性行为，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力。

既然当今世界，实质、币质、数质三维格局下，市场经济机理仍是基于利益关切的运行体系“轴心”，那么就意味着，“生产力”和“发展”是“第一”性的机理，“科技”是生产力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正是科技创新，使数质因素具有强大的市场渗透力。这样，一方面，经济运行仍然须基于价格信号体系；但另一方面，数质因素对原有的均衡价格体系产生极大冲击，越来越具有直接的信息调节能力和支配力。

在“实质-币质”二维域态体系中，市场运行和竞争过程体现为“价格为王”“货币为轴”，即一切行为和经济决策，都以价格信号为转移。而在“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态体中，市场运行和竞争过程越来越体现为“数字为王”“智能为轴”。前者的竞争力可以依靠或挟持经营者的“市场势力”，而获得定价权优势；后者的竞争力则可以依靠或挟持大众的“信息势力”，而获得定价权优势。前者可以“优质优价”，将价格信号作为质量承诺，定价较高表明质量更可靠；后者可以“价廉物美”，将数字信号作为质量依据，销售得多表明质量被认可。在高度信息化的数字经济场景中，正是由于数量信号优于价格信号，数量信息可以更通透地表达质量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占据网络信息优势的平台型企业，可以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原因，数质竞争力“所向披靡”。

三、三维域境场景的普遍化和质态演变

市场经济体系从二维域态格局演变为三维域态格局，使实体经济、货币经济、数字经济，皆发生深刻变化，都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扩张力、渗透力和质变性。三者的规模都不断扩展，而且相互之间功能交叉重叠、广泛渗透，使新质生产力得以生成和扩展。而且，市场经济体系的质态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域境场景极大丰富。超越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能包容的范围。

第一，实体经济。一方面，实体经济向物质世界深度拓展，实现物质形态转化的技术手段日趋复杂，人类对物质资料的利用越来越广泛和高科技化。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向非物质形态领域的拓展，即向经济服务化的方向发展。这实质上就是，实体经济从物质形态效用，不断转化而形成非物质形态效用。换句话说，实体经济的“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非实体形态的“使用价值”。尽管此域境场景仍然属于实体经济，但表现为突破阈值而向虚拟经济领域，特别是向迅速崛起扩展的数字经济领域渗透。

第二，货币经济。货币原先在实体经济领域中产生，从实物货币到贵金属货币，再到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后来，货币质态日益演化，脱离实体形态，发展为纸币，以至信用货币（无须物质表现）。这样，货币质态虚拟化，为虚拟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沃土。在货币形态不断演化中，货币功能也从最初的媒介性，即实现商品交换，货币充当中性的尺度功能，直到货币本身具有目标性功能，即追求货币额的增长成为市场活动的行为目标。这样，货币的性质具有了非中性功能，中介物变性为标的物，进而具有了自我增殖性，其价值存在直接就是基于信任的财富。拥有货币财富比拥有其他任何形态的财富都更具有经济实在性、大众性和便利性。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更多虚拟形态的财富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使用价值”完全基于人的心理认同和偏好，而其“交换价值”则基于模拟性的市场关系，因此，一般称之为“虚拟经济”，其交换物虽然没有真实的用途，却具有基于心理偏好的实在市场价值。

第三，数字经济。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数据和数字，原本就存在，但居于从属性的工具功能地位。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推动，在经济体系中崛起了地位越来越突出的数字经济体系。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简单并列于实体经济和货币（虚拟）经济，也并非只是增加了生产过程（函数）中的供给要素，而在科技创新推动下，产生了“生成化”和“类主体化”的行为取向。所谓“生成化”，就是数字技术可以使人造“机器”具有自我进行经济决策的能力，也就是使原为人造机器的技术，可以自动适应和决定经济行为，也就是生成新的技术行动能力。这样，原先作为人类工具的智能机器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经济主体”的拟人性质。

数字经济向“类主体化”方向发展，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促进和挑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促进和挑战，而且是对人类发展的根本伦理和价值取向的冲击。过去，在实体经济-货币（虚拟）经济条件下，人类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效率-公平的权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体可以认同的伦理原则。而当社会转型为“实体-货币-数字”三维域态格局，经济运行的技术情景和伦理价值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产生许多必须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的问题。

当前，经济体从二维域态格局向三维域态格局演化，并以人们未曾料及的速度向经济社会的各领域推进。数字经济的普遍化和向产业组织体系的渗透，导致产业形态的质态演变。特别是体现为市场经济主体形态的演化，使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的系统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所产生的根本性市场形态变革表现为，经济域观化以及各质态领域的相互交织渗透，导致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利益关系发生极大变化。这突出体现为，商品交换的私人性和社会性关系的性质和形态发生深刻演变。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把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性强的企业或产业组织，可以想象为具有粒子型和自利性形态；另一类是社会性强的企业或产业组织，可以想象为具有网络型和生态性的形态。前者为“点”状经济体，后者为“域”状经济体。

由于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行为主体因其日益增强的个体性，正逐渐步入一个竞争机制越来越趋向“零利润”的完全自由竞争格局，其竞争场景的形成以自发性为主导。在信息越发透明的背景下，可直接进行信息参考的范围越来越大，使得相关产业几乎可以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依托高度信息化和强数字化的价格平台，进行价格竞争。特别是，如果供求关系发生“产能过剩”状况时（供过于求是成熟产业的通常状况），价格具有极度向下的趋势。例如，零售业中的线上（网购）市场挤压线下（门店）市场空间，就是这一关系的突出表现之一。

另外，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性强的市场行为主体，更有条件进行大范围的市场空间的产业组织行为，这类市场行为主体的市场地位越来越趋向强势力（具有较强市场势力）和社会化（向大范围的社会空间渗透）的规制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组织规则竞争）。其产业竞争场景特征的形成趋向于以社会建构性为主导，即各企业在具有很强市场势力的产业领域或业务领域中，以更精致的规则建构，来获得竞争力和扩展空间。这样的竞争态势会产生相关企业形成越来越强的社会性趋势，以至必须由社会性机制来主导。例如，网络企业进入支付领域（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最终会走向社会性支配，而不能由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而进行业务控制。

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处于技术创新前沿的往往是非营利性经济组织，例如Open AI等。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重大科技突破的创新前沿企业的技术成果往往具有类似于公共产品或社会基础设施项目的性质。例如互联网、“Linux”操作系统、Chat GPT等，采取开源（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技术形态，致力于广泛社会合作，形成开源项目的软件生态，以实现项目成果的全社会共享，并使开源项目自身不断壮大。

一旦形成这样的社会性质态的产业发展大趋势，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将深刻改变产业生态格局和规则秩序。这是人类将面临的经济社会大变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系底层科学技术的创新，以“第一生产力”的能量，推动人类发展的新进程。对这一进程所产生的变革性，无论作怎样的大胆估量都不为过。

四、三维域态格局下的经济决策取向

经济决策取向是指在经济行为过程中，决策者所具有的利益关切，以及对多元利益进行判断、评价和权衡的一般性标准。普遍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决策取向，更倾向于关切个人利益（私人权益）；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取向，更倾向于关切集体利益（公共权益）。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决策取向和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取向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又会区分为程度不同的利益关切取向。因而存在各种类型（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类型（特色）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二维域态格局中，一般来说，资本主义货币经济非常发达，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庞大的虚拟经济体系。经济决策取向由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主导，因而称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实质上就是货币质态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当然，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决策取向也有不同的类型差别，有的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有的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前者倾向于对集体利益的一定程度关切，后者更倾向于对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维护，当然也不能完全不顾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不过，他们倾向于总体上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利益主体，集体利益是派生于个人利益的。因为，“集体”不会因获利而高兴，也不会因受损而痛苦。集体决策（公共决策）只不过是按一定的决策程序，例如投票，而作出的公共抉择，那并不是集体利益，而是集体选择，集体归根到底是个人利益的代理。

与此价值观不尽相同，社会主义认为存在真实的集体利益，而且高于个人利益（私人权益），经济决策应以集体利益优先。社会利益根本上体现为实体经济质态，即具有真实具体的内容，不应由货币（资本）主导，虚拟经济更须服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当然，在现实生产力条件下，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以个体利益为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非常重要，可以发挥工具理性的强有力作用，激励奋进和效率。实践也证明，市场经济是最现实可行地实现集体利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资本”“私人经济”“个人利益”等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因素，也都可以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动能。从哲学逻辑上说，这实质上就是承认个人利益的真实性，同时也不排除集体利益的真实性，“集体”是可以感受利益损益的，只不过并非以直接生理感受的方式，而是以理性体验的方式。其实，“货币”“资本”也同样没有对利益损益的感受能力，却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居中心地位，成为极为敏感的（工具）理性体验和损益判断载体。

当现实经济转向“实体-货币-数字”三维域态格局，利益机理的演化体现为实质、币质、数质三者关系的纠缠相融。特别是，数质因素和数字经济，以其信息和算法、算力的科技性能，以及对社会经济质态格局的深刻作用，使经济体的利益机理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原本为“工具”性的生产要素，“生成”为具有主体性的要素，可以参与人类利益机理的决策过程。这样，主客并置，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存在，因而，社会经济决策就会具有一定的“人类主义”取向，即人类共同面向和应对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现象和问题。因此可以理解，2024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在双方形成的五项重要共识中，其中有一项就涉及人工智能，中美两国同意将就人工智能进行高层磋商及政府间对话。

以上讨论可以表明，当数字经济崛起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从二维域态格局向三维域态格局演化，经济决策取向将发生重大变化。实体经济关切和数字经济关切，将导致人类对利益结构的关切更倾向于直感性，即更直接地感知人类发展进程的损益性，其即使并没有体现为货币形态。换句话说，人类判断和权衡利益时，更加注重实质性内容，而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对经济发展损益的把握更具有科技可行性，即可以不仅仅局限于以货币工具进行判断和取舍权衡。这样，人类的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可以更贴近其本真理性。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就价值取向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各地区域经济，都强调必须保护和开放并重，甚至特别要求“大保护”，不要“大开发”，这实质上就是要求经济理性（工具理性）更有效地贴近本真理性的政策体现。“绿水青山”“大保护”（环境生态）尽管没有直接表现为货币形态的估价值，但却可以承认其本真价值高于经济理性的人类利益共同体理性。当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崛起，发展为商品经济质态格局的重要判断“维度”，就可以用更有效的科技手段来进行各种质态要素对社会经济共同体的真实损益判断，这样，决策权衡就据此而更具科学性和可靠性。

再如，当大数据、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整个世界各个领域中的因素或现象，将高度透明化地呈现在各经济决策者的面前。而且，随着智能机器人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经济活动和现象的“无人”状态将越来越普遍。这必然导致一系列没有自然人直接参与的经济行为的产生，在这种场景中，产生损益现象的权利义务或行为责任关系如何判断和处置？就会成为新的法律界定问题。如果“无人”，是否“无责”；如果需要归责，那么，“责任”谁担？获益者是否必须为智能机器人，尤其是那些由生成式大模型决策并执行的无人机行为，归责为谁？

总之，有行为就有利损，有利损就须作决策，进行决策就有权责，有权责就得担当。这样的权利义务和利损担当决策逻辑，在市场经济的三维域态格局中，将发生怎样的演变？很快将成为经济界和经济学术界必须深入观察研究的现实性理论问题。

更需引起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与科技创新和数质经济发展比肩的是，主权数字货币和非主权数字货币，以及各种数字资产和数字模拟世界（元宇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空间，其强大的张力，将使其资产负债表的核算价值规模，可以比肩甚至超越实体经济世界和远超实体货币（黄金及石油抵押物）。数字经济世界的发展，以其巨大经济能量，完全可以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相交融，而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传统市场经济质态格局。“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观格局，将使人类发展的经济基础彻底改观。进入这样的经济体系，人类经济行为的决策取向，也将发生“颠覆性”变革。

五、结论：三维域态的市场经济域态体系

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域观体系，数字经济的崛起，使市场经济的规则建构体系表现为从二维空间格局向三维空间格局的演化。这样，市场经济的域观质态，从“实质-币质”二维格局演化为“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态格局。由“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叙事体系，转变为“域观”范式的经济学叙事体系（见表1）。

表1 市场经济的三维域态体系

第一，市场经济的域观质态，体现为“实质”“币质”“数质”并存的三维性。其现实经济形态就是“实体经济”“货币经济”（“虚拟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共存和相互渗透。三者间具有显著的域观质态区别，因而，必然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但同时又具有可协同性，在有效的规则系统中，它们能够融入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并实现相互助力的三维建构体系的域态格局。

第二，在实体经济领域，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向是“以人为本”，即增进人类的实质性福利，以满足各种具象性需要，例如衣食住行等。在货币经济领域，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向是“以资为本”，因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追求抽象性的经济价值和剩余，无止境的资本增殖，例如利润最大化、财富最大化。而在数字经济领域，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向是主客并置，即原本的客体性要素——数字，在大数据、算法、算力赋能所产生的人工智能，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经济客体，或具有客体性的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并存于同一体中。

第三，实体经济领域，经济行为动力是“效用产力”，即可以创造具有实际效用“使用价值”的劳动生产力。在货币经济领域，经济行为动力是“财富动力”，即最高效率创造的积累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甚至是符号性的虚拟资产。而在数字经济领域，经济行为动力是“数据算力”，就如同人脑的智力，赋予生产力以强大动力。

第四，在实体经济领域，经济运行的理性机理是人类的本真理性，即有效实现直接福利，或直接利益。在货币经济领域，经济运行的理性机理是人类具有的工具理性，即能够获得福利的工具性（经济学）目标或手段，实际上就是有效获得间接福利，或间接利益。而数字经济领域，经济运行的理性机理是逻辑理性或权衡理性，即以最高效率的逻辑自洽方式和信息处理技术，实现合理的发展目标，及多重目标的权衡。

第五，在市场经济三维建构体系的域态格局中，实体经济领域的规则建构的政策取向是获得福利享用，也可以说是实现人的“满足感”“幸福感”。货币经济领域，规则建构的政策取向是增长方案，经济增长尽管不是最终目标，但却是摆脱困境的必要条件，因此，政策取向的复杂问题往往归结为增长方案的优选。数字经济领域，规则建构的政策取向是实现高质量的持续发展。数据、算法、算力的赋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定义、感知和判断“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目标权衡和政策选择。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经济学在形式上似乎已经很“成熟”“老成”，实际上却是一门仍然很年轻，甚至相当稚嫩的学科。一方面，她对于复杂的经济过程和丰富现象，仅执念于少数几个因素，而无视现实经济的高度异质性，从而既要力图体现抽象推理的形式逻辑严谨性，但同时又试图解释各种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入侵”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地，表现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年轻野心。另一方面，在经济学自身的学术建构上，还有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例如，经济学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不同域态空间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动态趋势是各域态的趋同归一还是异质互通？科技的经济学性质，是否可以纳入工具理性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当以市场经济的三维域态思维框架——“实质-币质-数质”，观察和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和未来世界，经济学面临极大的拓展空间和须完成的新课题。与此相应，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以实质、币质二维域态体系刻画），就将向体现现实经济新态势的“域观-协同”范式（以“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态体系刻画）变革。从这一意义上，市场经济三维域态的形成，是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演变的最显著表现，这既是经济现实的历史性变革，也是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建构变革。生产力的传统要素及要素结构，向新要素生成及新的要素结构演化，表明生产力的质态和域态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市场经济三维域态的经济学范式思维，观察和研究现实经济新态势，可以深刻揭示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各领域表现。

注释

①经济学界有关于“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信息”的研究，形成所谓“信息经济学”。但由于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局限，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