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能源转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而资源禀赋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转型路径。本文以2000—2022年世界6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从能源可获得性、环境保护性及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了能源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转型指数；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研究了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政府支持、金融市场和人力资本等各因素对能源转型产生的影响，探索性地识别出“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支持”、“能源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发展”和“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多因素支持”三种典型的条件组态能源转型路径，最后对世界能源转型路径优化提出了研究启示。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传统化石能源资产搁浅风险与有序转型路径研究：天然气替代视角”(批准号：72273134)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能源转型；能源转型指数；模糊集定性比较；转型路径

作者简介：肖建忠（1973—），男，湖北黄陂人，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郑昊（1999—），男，山东烟台人，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成金华（1962—），湖北黄冈人，工学博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引言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物质财富积累的驱动力。能源转型是人类能源利用方式沿“木柴—煤炭—油气—新能源”路径演进，并逐步实现从碳基能源向无碳能源跨越的必然趋势，其本质是能源体系内形态、技术、结构及管理等核心要素发生系统性变革的过程。回溯人类能源利用的演进历程，全球能源体系呈现多重维度的深刻转变：在能源形态上，完成了从单一品类向多元类型的拓展；在能源技术上，实现了从简易燃烧、粗放利用到精细化加工提炼的迭代升级；在能源结构上，经历了从天然能源到加工能源、从一次能源到二次能源的结构性调整；在能源管理上，则达成了从分散无序利用到有序集中管控的模式优化。人类能源利用史已经历了以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两次能源转型过程，当前正经历由《巴黎协定》催生出世界范围内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第三次能源转型。因此，深入解读和剖析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能源转型进程，总结能源转型的共性模式和特性，为政府和企业探索现阶段能源转型提供有益的参考。

能源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因素。全球超半数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自能源行业，该领域不仅成为各国减排工作的核心关注对象，其减排任务的艰巨性亦尤为突出。国际能源署（IEA）在《2023能源技术展望》中明确指出，若要实现全球经济与气候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需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推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达成净零目标，而这一过程必然要求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目前不同机构与学者针对不同地区的能源转型进展程度进行了测度评价。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公众行为、能源种类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能源技术创新水平、能源成本价格、金融市场发展与能源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会对能源转型的进程产生影响。

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以世界主要经济体为研究样本，运用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各国能源转型路径进行因果复杂性分析和组态机制探讨。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存在哪些条件组态推动成功的能源转型？（2）哪些因素对于能源转型更为重要？（3）主要经济体自身能源转型的动态如何？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基于全球化视角，在参考国际能源署的能源发展指数(EDI)、多维能源贫困指数(MEPI)和可持续能源发展指数(SEDI)等指数的基础上，从能源可获得性、环境保护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能源转型指数，评估主要经济体的能源转型水平；其次，运用动态fsQCA的方法研究能源转型的路径模式，采用多因素复合条件下的组态模式视角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能源转型路径模式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能源转型进程与路径选择。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梳理了能源转型内涵、影响因素与转型路径等方面的文献；第三部分为能源转型指数测度，包含体系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等；第四部分为定性比较分析，包含指标选择、与数据校准；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包括单条件与条件组态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最后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研究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能源转型的内涵

能源转型是人类文明不断进化和能源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恰当的能源转型战略、推进能源转型顺利进行的前提。〔1〕能源转型是能源系统从传统高碳向低碳乃至零碳的根本性转变的过程，〔2〕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能源生产中燃料来源的更迭，还包括了与之相配套的技术革新。〔3〕其依赖于持续的能源技术创新，〔4〕以确保新型能源能够被有效开发和利用，进而在整个能源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5〕其过程不仅涉及能源供应方面，而且也包括能源消费和能源的社会基础设施方面。〔6〕从全球视角来看，当前正处于由化石能源主导转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之中，其过程不仅在重塑能源的技术和经济，也在重塑物理和社会地理、社会意义以及能源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政治组织。〔7〕与前两次能源转型过程不同，当代世界能源转型源于人们对能源和环境制约下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8〕本轮能源转型并非自发性的变革而是一个受控过程，一方面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可以弥补当前和未来能源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差距，〔9〕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日益恶化的环境、气候和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其目的不仅包括对能源效率、可负担性、可靠性和能源独立性的假设，还包括对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期望。〔10〕从长期来看，能源转型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11〕要在供应侧，以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进行发电，替代火电机组；在需求侧，以电能替代煤炭和油气的直接使用，提高全社会的电气化水平。〔12〕

（二）能源转型的影响因素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转型动力因素能够影响世界范围内局部能源转型目标的差异性，差异化的能源转型目标又会对能源转型的影响因素产生反作用。能源系统转型的直接驱动因素是政策制定者、能源供应者、能源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而具体的决策行为又依赖于更深层的驱动因素，即对能源转型规律的认知。〔13〕国家支持和政策干预是提高能源系统效率和加速脱碳的关键，《巴黎协定》为政治家和决策者提供了能源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同时公众行为可以承担更多的能源转型责任。〔14〕财政和政治力量可以推迟低碳能源和技术转型，能源转型会导致化石能源部门与可再生能源部门不断竞争，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使得政府政策行为也成为推动或推迟转型的重要因素〔15〕。

当前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主要关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两个方面，因此，各国能源转型首先受到自身油气资源等能源资源禀赋条件的影响。〔16〕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进而影响国家和地区能源安全，同时也决定着能源价格，进而对转型成本产生影响，最终导致各国的转型决策存在差异。〔17〕

Duro等指出国家能源转型进度及碳排放的差异性主要由收入差异造成。〔18〕Feng和Ji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能源低碳转型的主要因素。〔19〕Rubio和Folchi指出国内能源资源、国内能源服务市场的规模、贸易关系和政策决定等因素对能源转型过程路径会产生重要影响。〔20〕Shahbaz等通过长期估计证实了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21〕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每增加1%，可分别刺激IEA国家经济增长0.293%和0.365%。〔22〕能源技术创新因素方面，智能电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应用于能源行业，从能源效率提升角度加速了可再生能源转型。〔23〕Cantarero等通过研究发现技术、社会和政策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在各个维度和部门之间建立的潜在协同效应，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其中商业化的技术可以提高能源系统的效率、可负担性和可靠性，最终实现高水平能源转型。〔24〕

能源成本与价格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发现能源服务价格在创造刺激能源转型的激励机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实现全面的能源转型至关重要。〔25〕Shao和Lei的研究表明，以原油价格为主的能源成本、能源技术研发投入以及积极的政府能源政策是影响可再生能源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26〕在金融市场发展与能源投资方面，Wu等对137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机构质量和金融发展会对可再生能源利用产生积极影响。〔27〕Paramati则认为，股票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在清洁能源生产中使用先进技术，进而导致清洁能源使用的份额更高，最终影响能源转型程度。〔28〕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仍然远远超过对可持续能源的支持，〔29〕这些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能源转型中淘汰化石燃料相关方面的进展困难。〔30〕人们意识到与持续化石燃料投资相关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加，对搁浅资产的担忧导致对化石燃料储量的重新评估，最终能源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网改进和储能方面的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31〕另外，内生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产出增加密切相关，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能源消耗；〔32〕因此，人力资本开发也会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有效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化石能源消耗，〔33〕促进清洁能源消费，〔34〕进而推进能源转型进程。

（三）能源转型路径

不同国家和地区能源转型进程发展和路径模式选择受到国家资源矿产、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历史文化、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尽相同，想要达到能源转型长期目标的路径是差异化的。〔35〕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各地区和国家范围内的能源转型过程都伴随着能源形式和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依赖于决策者选取的能源转型路径。能源转型参与者的行为决策选择、作用于市场的力量和内外部意外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最终将影响低碳能源转型的存在、速度和性质。〔36〕

目前，国内外研究一般通过构建情景模型来模拟能源转型路径，例如段宏波与汪寿阳采用自主能源经济环境系统集成模型，分析了温控目标从2℃调整为1.5℃对中国减排路径、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37〕张希良等利用中国—全球能源模型，研究了碳中和愿景下我国能源经济转型的路径，定量评价了减排贡献度和政策干预力度。〔38〕Woodard等的研究从全球变化分析模型（GCAM）出发，使用情景分析方法来确定到本世纪中叶影响全球太阳能和风能采用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对未来能源需求、太阳能和风能相关技术成本、备用要求和存储成本等，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太阳能和风能的四条关键路径。〔39〕虽然上述研究对各国的能源转型的具体路径不完全一致，但大力发展新能源是大家的一致发现。然而，对于能源转型的路径尚缺少系统性分析，对影响能源转型中能源、环境和经济发展诸要素的综合分析还有待深入。此外，各国和地区在能源转型路径上具有差异性，但不同能源转型实现形式背后仍有相似的特点。

综观现有文献，鉴于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研究者多针对不同的国家开展国别研究，通过审视这些具体案例，研究者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但或多或少忽略了跨国别的案例比较，导致无法取得共识性的认识。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制度等单个要素对各国能源转型的影响研究为本研究条件的选取提供了依据，但相关研究并未揭示能源系统转型各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对能源转型的协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从跨国别的视角采用动态fsQCA的方法分析世界能源转型路径，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能源转型进程的条件组态、作用机制与路径选择。

三、能源转型指数测度

（一）能源转型指标体系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燃料来源、市场规则和治理结构的多样化发展，能源转型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内容也逐渐丰富，没有任何一个指标能够把握世界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复杂性〔40〕。为了更加全面综合地评价和研究能源转型过程，更多的机构与学者采用了多维度综合指数的方法，代表性指数测算方式如表1所示。国际能源署的能源发展指数(EDI)和可持续能源发展指数(SEDI)等指数均以不同的方式将能源获取与人类发展联系起来；世界能源理事会的能源三元困境指数评估了世界各国在能源安全、能源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权衡取舍的能力；全球能源研究所的能源安全指数则衡量主要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风险。

表1能源转型程度的不同测度方式

为确保所构建能源转型指数指标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本文在指标体系构建中充分借鉴上述工作，在参考以上能源相关指数所包含方面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能源可获得性、环境保护性和能源可持续性三个维度中选择10个指标构建能源转型评价体系，通过计算样本期内各国能源转型指数评估各研究对象的能源转型进展水平。

能源可获得性。衡量国家获得能源的能力和消耗与支付能源的能力，主要参考国际能源署能源发展指数(EDI)。包括通电率（正指标）、主要依赖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正指标）、人均电力消耗（正指标）和人均GDP（正指标）四个指标。通电率、主要依赖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以及人均电力消耗等指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有力指标，不仅代表消费者的能源购买力水平，也是其公民享有的生活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衡量了一个国家高质量能源服务的获得情况。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经济水平的提升能够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更充裕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条件，推动能源转型进程。

环境保护性。衡量国家能源转型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参考世界能源理事会三元困境指数(MEPI)中环境可持续性维度。包含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逆指标）、PM2.5超标人口比例（逆指标）、化石燃料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逆指标）和碳强度（逆指标）4个指标。空气中PM2.5浓度超过标准的人群所占的百分比，是反映空气中PM2.5浓度超过标准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数据显示除了一些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该指标都很高。化石燃料消费在终端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越高，能源消耗对该国的环境影响则会越大。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衡量不同地区在能源消耗过程中的碳排放状况。

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用以评价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参考国际原子能机构能源可持续指标(SEDI)中廉价与清洁能源获取目标。包括清洁能源发电所占的比重（正指标）和能源强度（逆指标）两个指标。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现代清洁能源的获取途径将更加广泛，清洁能源发电所占的比重反映了电力生产过程的清洁度，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一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程度。能源强度为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衡量经济体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的关键指标，反映了经济体在生产过程中对能源的“依赖深度”。

表2能源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二）样本选择

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水平、历史文化等因素存在差异，世界不同地区的能源转型进程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受到现有披露数据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本文最终选取了68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构建能源转型的综合测度评价体系，对2000-2022年样本期内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转型状况进行测度评价。样本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瑞士、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格鲁吉亚、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大韩民国、立陶宛、拉脱维亚、摩洛哥、墨西哥、蒙古、马来西亚、尼加拉瓜、荷兰、挪威、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萨尔瓦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瑞典、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南非。68个样本国家的10项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CEIC数据库、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

（三）数据处理

为了确保不同ETI维度的可比性，每个ETI维度的指标值被标准化为从0（最差性能）到1（最佳性能）的标准量表。本文采用最小—最大方法来对ETI指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数据，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i,j是每个ETI指标的原始数据值，max/min表示最佳/最差性能的上限/下限，是给定ETI指标的标准化分数。公式（1）适用于正指标，公式（2）适用逆指标。此外，本文采用最高和最低数值的2.5%（即2.5百分位数）作为所有指标的上限和下限，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标准化期间偏斜数据分布对标准化值的潜在影响。

最后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对三个方面给予了相同的权重，表示三个能源转型维度的同等重要性，以此计算三个维度的得分和综合总分。首先将一级指标层内的各因素数据进行综合，再将三个维度的ETI分数进行综合得到能源转型指数。ETI1、ETI2、ETI3分别是为能源可获得性、环境保护性和能源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能源转型分数。ETI为能源转型指数。

（四）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对所选样本国家在样本期内的能源转型情况进行测度评估。结果显示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在三个纬度上的表现各异，但总体上各维度得分呈现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首先，所有收入群体在三个维度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上涨。2020年高收入国家的能源可获得性平均值为0.43分，分别是中高收入（0.28）和中低收入国家（0.18）的1.53和2.39倍。可见能源转型程度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正向相关性。

表3 2021-2022年内样本国家能源转型指数情况

本文按照能源转型指数的高低将68个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能源转型指数得分超过0.55的11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处于能源转型高水平的阶段，在能源转型指数的三个维度中没有明显短板。第二梯队是得分在0.35到0.55的20个国家，属于能源转型中高水平阶段，其指标的某些方面接近第一梯次。但在部分维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西班牙、巴西、拉脱维亚等国的能源可获得性得分较低；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占比较低，导致这些国家的能源可持续性维度得分较低。第三梯队包括33个国家，其得分在0.2到0.35之间，这些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处于中低阶段。但却具有各自的部分优势，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在能源出口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在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方面有着明显短板。韩国、马来西亚等国虽然有很高的能源购买力，但是由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很大，很大一部分需求要通过进口来解决，能源安全性较差；波兰、希腊等国有较高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但在其它一些方面则表现不佳。第四梯队由6个总体分数小于0.2的国家所构成，这些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相对较慢。如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在能源获取上占有优势，阿尔及利亚在可再生能源消费上有较高的分数，但这些国家在能源转型上受到的限制较多。

三、定性比较分析

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条件等因素影响，造成各国在可再生能源转型发展上的路径不尽相同。以往多数研究以可再生能源产出或消费量占比作为分析能源转型路径的核心指标，但能源转型问题中还存在大量其他因素要求研究者综合分析。动态fsQCA方法采取整体的的视角，开展包含时间维度的案例层面比较分析〔41〕，核心是通过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分析多个条件变量的组合如何共同导致某一结果的出现，尤其适用于解释“因果复杂性”。

（一）指标选择

1. 结果变量

能源转型指数(ETI)。能源转型包括多个方面，对于能源转型进程状况的评估需要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指标。本文在上文能源转型综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计算得到世界68个国家2000-2022年23年的能源转型指数。

2. 解释变量

能源资源禀赋，包括化石能源资源禀赋(NE)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RNE)。采用化石燃料租金（石油租金、天然气租金、煤炭租金的总和）占GDP的百分比来作为一国化石燃料禀赋的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如果化石燃料占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份额，其中大部分收入以经济租金的形式出现，并且丰富的化石燃料禀赋也保证了出口利润，导致这些国家投资替代技术的积极性较低。采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数据作为可再生能源禀赋的替代变量。可再生能源作为无碳能源，每年都为能源脱碳做出重大贡献，是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向碳中和过渡以及实现能源转型的核心要素。可再生能源可以取代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推动能源转型进程。

政府支持力度(WDI)。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利的传统和制度被定义为治理，一方面，它包括政府有效制定和实施良好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代表了公民和国家对管理其社会关系和经济的机构的需求。全球治理指标包含包括政府效能、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监管质量、话语权与问责制、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等六个全球政府治理维度，全面衡量了国家治理水平和政府效力，本文选用全球治理指数作为政府治理的代理变量。全球治理指标越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政府效力就越高，能够给予一国能源转型的支持也就更多。数据来自世界治理指数(WGI)数据库。

能源技术创新(TEC)。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近年来，绿色和清洁能源技术的专利显著增长。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创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至关重要，包括改善能源获取和减少温室气体。能源专利是为节能研发而产出的，与总研发投资相比，与能源转型绩效的联系更紧密，本文选择能源专利数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专利数越多，该地区技术水平越高。数据来自世界可再生能源署(IRENA)。

能源资本投入(INV)。资本影响着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本文采用能源项目投资金额（私人投资和政府公共投资的总和）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数据库、Wind数据库。考虑到在公共部门作出努力的同时，私营投资具有促进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且随着政府在监管、资金和服务提供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完善，私营投资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帮助提供赋予能源转型基本的服务和条件。

人力资本投入(HC)。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改进的人力资本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来提升生产率。主要表现为通过环境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在企业层面的知识吸收能力，促进生产方法中的可再生能源使用和节能技术推广。而在家庭层面，教育产生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节约意识，并影响他们消费结构中环保产品的比例。本文采用人力发展指数来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这个指数从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计算得到各国的人力资本情况。

金融市场发展(FD)。金融发展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在技术进步、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等方面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本文采用金融发展指数作为各经济体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各项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

表4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变量

（二）测量与校准

本文从三个维度选取10个指标构建能源转型评价体系，通过计算得到世界63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转型指数(ETI)作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变量。前因条件选取能源资源禀赋（包括化石能源(NE)、可再生能源(RNE)）、能源技术创新(TEC)、政府支持(WDI)、能源资本投入(INV)、人力资本(HC)以及金融发展水平(FD)等六项指标七个变量。并以“LowETI”作为“ETI”的反向变量。

在数据校准过程中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95%)、中位数(50%)与下四分位数(5%)。

表5模糊集定性比较变量校准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对条件组合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进行单因素的必要性分析。通常情况下，如果单一条件的一致性超过0.9，则该条件被视为产生对应结果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fsQCA 3.0软件分别得出高和低水平能源转型必要条件的数据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说明在所选能源转型影响因素范围内不存在产生较高能源转型水平的必要条件。但在高水平能源转型指数中化石能源资源禀赋逆变量0.845和政府支持力度0.827的一致性较接近0.9，可能会构成高能源转型水平的必要条件；在低水平能源转型指数中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逆变量0.815的一致性接近0.9，可能会构成低能源转型水平的必要条件。

表6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研究样本的差异导致一致性水平有所差异，例如0.8〔42〕、0.76〔43〕等。频数阈值与样本数量相关联〔44〕，样本量较小时可设为1〔45〕，样本量较大时可设大于1。PRI一致性的最小值应大于等于0.75，从而避免可能存在的同时子集关系〔46〕。并且在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筛选剔除案例过程中，需保留80%以上的数量案例。综上，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频数阈值设定为10，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

根据中间解和简单解的组合分析可以得到四个主要的组态（路径）结果。总体解与单个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50，覆盖度为0.620，因此，表中四种组态可以视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高水平能源转型的充分条件组合。从单个条件来看，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在多个组态中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说明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对能源转型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在多个条件组态中作为缺失条件存在，说明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对于能源转型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7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注：●为核心条件存在，●为边缘条件存在，⊗为核心条件缺失，⊗为边缘条件缺失。

（三）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fsQCA的组态分析结果，识别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转型的三种路径类型，表明不同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存在多种驱动路径。并且，传统化石能源与可再生清洁能源两类能源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因素在多个组态模式中作为核心存在条件或核心缺失条件出现，因此选择它们的替代变量作为样本国家在相应维度上的得分绘制三维散点图进一步分析三类转型路径的内涵逻辑，RNE、WDI、INVFD分别表示各案例在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治理水平和资本金融发展方面的得分。

1.“可再生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型转型路径

该类型的转型路径以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和政府支持力度为核心存在条件，以化石能源资源禀赋为边缘缺失条件，包含组态1和组态2两种具体的组态模式。其中组态1一致性为0.992，能够解释47.9%的能源转型案例，并且有9.2%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解释；组态2一致性为0.980，可以解释22.7%的能源转型案例，并且有4.3%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解释。属于该种能源转型路径的国家有瑞士、瑞典、奥地利、葡萄牙、冰岛等。根据路径一的三维视图所示，属于这种转型路径的国家和地区在对应年份内政府支持力度得分都处于较高水平，可再生能源禀赋水平得分与金融资本市场发展得分分布相对均匀。在该路径中政府公共行为决策对可再生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在此基础上该国家和地区内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迅速，从而能够达到较高的能源转型水平。

图2路径类型1：“可再生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型转型路径典型国家三维视图

注：RNE、WDI、INVFD分别代表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得分、政府支持得分、投资与金融发展得分

荷兰在能源转型领域一直是技术发展与创新的领导者。一方面荷兰国内传统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水平相对较低，在17和18世纪内其国内煤炭消耗大部分依赖从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家进口。随着能源转型进程的推进，荷兰逐渐关停了境内多个开采煤矿，化石能源方面逐步向更为清洁的天然气方向发展，在天然气开采出口方面的收入能够帮助荷兰更好的施行能源转型政策以摆脱其在煤炭等高碳能源开采行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荷兰拥有较高水平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其拥有大量的陆上风电场，同时也在海上风电方面大力投资，尤其是北海的风电项目。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高度依赖风能，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30年荷兰风力发电将达到总电力消费量30%以上。能源资源禀赋是一国或一地区进行能源转型的基础，拥有丰富化石资源的国家在进行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过程中，会不同程度上产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可再生能源禀赋情况是能源转型路径选择的一大依据，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初始静态成本。

另一方面，政府治理在能源转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够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为能源转型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投资激励，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通过资助科研项目和技术开发，推动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促进能源转型的技术进步；通过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能源转型重要性的认识，促进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通过国际合作，分享经验和技术，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荷兰政府为推进能源转型，设定了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目标，同时制定《气候协议》，明确碳减排目标，推动各行业的绿色转型，消费端方面还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的使用，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购买电动车的补贴。这些举措提高了政府在推进能源转型方面的治理水平，使得荷兰在拥有较好可再生能源禀赋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禀赋+政府治理支持”的路径实现能源转型。

2.“能源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发展”型转型路径

该种路径以能源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发展为核心存在条件，以化石能源资源禀赋为核心缺失条件，最终能够达到较高的能源转型水平。该种组态一致性为0.961，可以解释33.0%的能源转型案例，并且有4%的能源转型案例仅能够被这种路径解释。属于这种转型路径的代表国家有日本、德国、法国、比利时、芬兰、西班牙等。根据路径三的三维视图所示，以这种组态为转型路径的国家和地区在对应年份内金融与资本发展得分都处于高位，可再生能源水平得分与政府支持力度得分分布相对均匀。在该组态模式中金融市场发展与能源资本投资水平对能源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推动能源进出口贸易市场的发展，促进合理的能源成本价格形成与能源利用技术的进步，最终达成能源转型的目标。

图3 路径类型2：“能源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发展”型转型路径典型国家三维视图

受到地理、经济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的能源消费结构以进口为主，主要依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核能在2011年前曾占据较大比例，但福岛核事故后，核能的使用受到极大限制，政府开始寻求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相较于丹麦（风能）、瑞典和芬兰（生物质能）、挪威和瑞士（水能）等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日本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水平并没有显著优势。因此，为推进能源转型进程，日本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2012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私人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私营部门参与的方式降低公共投资风险，促进了太阳能发电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日本金融市场发展在推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资本促进了从化石燃料向现代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的过渡，银行信贷和国内私人债务都支持向风能转型〔47〕。相较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仍处于演进升级阶段，初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能在建设初期和后续运营阶段从金融部门获得中长期贷款等融资服务，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将私人投资引导到可再生能源部门〔48〕，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直接的资金，降低其融资成本。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倾向于向绿色项目投资或放弃对化石行业高碳项目的投资〔49〕。日本的多家银行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提供信贷支持企业的发展。同时发行绿色债券，为可再生能源和环保项目融资，吸引投资者关注可持续发展，设立专门的绿色投资基金，集中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当绿色金融进入灵活、完善的金融市场时可以通过干扰化石行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获得的投资额影响一国的低碳经济过渡和能源转型进程。

3.“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多要素支持”型转型路径

该路径以化石能源资源禀赋、能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为核心存在条件，能够达到较高的能源转型水平。该组态一致性为0.946，可以解释26.6%的能源转型案例，并且有5%的案例仅能这种路径解释。该组态典型代表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根据类型3的三维视图，代表国家的化石能源禀赋得分与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化石能源禀赋较高的国家能够激发能源开发利用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但也会造成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可持续性，这些国家迫于环境与资源压力往往会依靠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因素促进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的清洁化，以此带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最终实现全局的能源转型。

图4路径类型3：“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多要素支持”型转型路径典型国家三维视图

英国是世界领先的石油生产国以及最大的天然气使用国之一。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资源禀赋，英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水平较低，受制于境内河流条件，水力发电所占比例很小，陆上和海上风电也仅占较小部分。美国有着丰富的能源技术创新历史，高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水平基础上的是世界上人口能耗和经济能耗较高国家的头衔。20世纪开始，随着钻井和采油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美国原油生产行业蓬勃发展。得益于长距离输气方式的推陈出新，美国对于天然气开发利用的能力也不断增强。结合英国与美国能源转型的背景进一步分析“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多要素支持”的转型路径，我们能够看到除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外，能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样是推进这种路径能源转型进程的核心条件。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方面，大多数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遭受“资源诅咒”主要归因于腐败、制度薄弱、治理不善、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不健全。〔50〕〔51〕当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化石资源时，它可以通过资源开采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并将相关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国家当局可能会犹豫是否放弃稳定和廉价的国内供应、高昂的出口利润去选择经济代价较高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替代能源的积极性较低不利于该国的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52〕

化石燃料等自然资源的丰富性造成社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存在自然资源依赖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但是成功摆脱资源诅咒的国家往往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53〕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通过“干中学”和知识溢出来诱导技术创新，〔54〕对技术创新和社会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高化石能源禀赋国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使化石资源禀赋高的国家或地区有能力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有效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减轻伴随自然资源消耗而来的不利增长影响。同时人力资本增长可以更好地了解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进而鼓励人们在当前条件下更有效地工作，最终影响能源转型水平。能源技术进步方面，新兴技术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可再生能源开发成本，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协调能源消费转型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关系。无论是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模式还是内生增长模式中，技术进步一直被认为是能源替代不可或缺的因素。英国与美国为摆脱化石能源资源诅咒，在碳捕集与存储技术上不断创新，Drax电厂是欧洲最大的脱碳项目，目标将三分之二的发电机组升级为使用生物质而非煤炭，而美国的Petra Nova项目在燃煤电厂实施碳捕集技术，捕获二氧化碳并进行地质储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创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至关重要，包括且不限于改善能源获取和减少温室气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可再生能源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提高能源安全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实现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目标，为能源转型提供更多选择。

（四）逆向变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在充分参考借鉴已有研究过程中对QCA方法的检验方法后，本文对高能源转型水平的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致性水平改变和校准标准不同均会影响结果〔55〕〔56〕，可以以此检验QCA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案例数阈值由10调整为9，将PRI一致性水平由0.8调整至0.75，产生的条件组态与结果一致，因此本研究所得结果是稳健的。

另一方面，除了可引致高能源转型水平的四种条件组态模式外，本文另外针对低能源转型水平进行组态模式分析，选择能源转型水平的逆向指标(～ETI)作为结果变量，其他参数保持不变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如下

表8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注：●为核心条件存在，●为边缘条件存在，⊗为核心条件缺失，⊗为边缘条件缺失。

与上文方法一致，根据中间解和简单解的组合分析可以得到四个主要的组态（路径）结果。表中的总体解与单个解（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是0.936，总体解的覆盖度是0.649，因此表中的四种组态可以视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低水平能源转型的充分条件组合。从单个条件来看，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能源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三项指标在多个组态中作为核心缺失条件存在，说明缺失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能源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三项前因条件能够较大程度上抑制能源转型进程，也说明了这三项前因条件对能源转型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同时，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支持水平在多个条件组态中作为边缘存在条件出现，说明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支持水平两项前因条件对于引致较低的能源转型水平产生了显著作用。对于低能源转型水平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条件组态模式分析，结果显示能够引致高能源转型水平的条件组态中多次出现的核心存在条件与引致低能源转型水平的条件组态中多次出现的核心缺失条件基本一致，逆向分析结果与正向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动态且长期的过程，本文试图将能源转型的目标和路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采用了综合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来评估主要国家的能源转型进展，并提供了一个结构化分析手段，来理解不同维度如何支撑各国的转型路径。

（一）研究结论

1.本文在充分参考权威机构能源转型评估方法的基础上，从能源可获得性、环境保护性和能源可持续性三个维度评估了2000-2022年内68个样本国家的能源转型水平。从总体来看，全球能源转型得分呈上升趋势，多数国家处于能源转型低位。

2.根据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梳理，得到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治理水平、能源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能源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发展七项因素能够对能源转型进程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方法，基于所选样本国家能源转型情况研究了样本期内各项前因条件自身与多因素组成的不同组态与能源转型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七种影响因素都无法单独构成能源转型的必要条件，而“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政府治理支持”型、“能源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发展”型、“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多因素支持”型三种典型的路径对于能源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启示

多数国家能源转型的相对滞后表明，不同的脱碳目标，仍在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了不同的脱碳情景，可能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能源转型的速度和深度。各国应结合自身现实情形，结合能源转型的目标选择自身的最优路径。

1.节能与能源效率的提升在多种转型路径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重点在于一国经济不同部门如何使用能源以及能源利用的效率——包括能源消费模式、效率提升以及影响能源使用的各种行为、技术和经济因素。因此，有必要按部门（如住宅、商业、工业、交通等）评估能源管理的效率。

2.化石能源禀赋有着优势的国家力图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既允许逐步过渡，又能适应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和减排路径，一些工业过程存在不可避免的工艺排放，需要采取灵活方法才能实现碳中和，这凸显了多因素支持的重要性。

3.多数OECD国家朝着重新审视能源安全的转型过渡，例如通过多样化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来强化能源系统，减少进口依赖以显著增强能源安全。尽管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基础设施脆弱性和电网灵活性相关的挑战，然而，多数此类坚持清洁能源的使用，增强了能源系统的韧性，比化石燃料提供更稳定、更安全的能源供应。

4.可再生能源禀赋有着优势的国家力图实现净零能源转型，有的国家甚至提出通过低碳（核能、地热等）和可再生能源近乎无限的潜力彻底超越能源短缺，以实现能源独立。只要具备适当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输配系统，太阳能、风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理论上丰富的供应量能够提供远超当前消费水平的能源。因此，向能源独立的迈进，需要消费侧的多元化追踪，以及资源的灵活智能配置以实现能源结构性转型。

5.本轮能源转型过程中，政府政策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各国积极探索，纷纷推陈出新，包括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实施体制变革、为采用清洁能源创造激励措施以及营造有利于研究与开发的良好环境。实现清洁能源目标的政策工具包括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绿色融资、绿证等等。然而，总体上许多国家仍受制于为化石能源量身定制的过时监管体系，阻碍了清洁能源领域的长期规划和投资激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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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舒印彪、薛禹胜、蔡斌等：《关于能源转型分析的评述(一)转型要素及研究范式》，载《电力系统自动化》，2018年第9期，第1-15页。

[12]Li Yumei,“N-11 countries:are the new victims of resource-curse?”, Resources Policy, 67(2020):101697.

[13]舒印彪、薛禹胜、蔡斌等：《关于能源转型分析的评述(一)转型要素及研究范式》，载《电力系统自动化》，2018年第9期，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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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范英、衣博文：《能源转型的规律、驱动机制与中国路径》，载《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第95-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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