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工业化与创新驱动: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指向

2018-01-12   作者: 刘志彪 点击量: 236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工匠精神”这一议题后引起极大反响。由于契合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因而成为中国话语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工匠精神受到整个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现阶段随着供给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商品的性能和质量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但却饱受假冒伪劣商品之苦,甚至健康与生命安全都受到一定威胁。一方面,收入提升过程中需求发生大幅度外溢,对国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的同时,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在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市场上,中国企业输出资源、付出劳动、却无法获得理想的收益,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端。因此,只有大力弘扬追求卓越、用户至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才能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中国制造,才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体现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附加价值,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分工低端的窘境。

在现阶段强调工匠精神,也受到一些质疑。一些学者指出,工业化以前的手工作坊生产对匠人的技艺要求精湛娴熟且精益求精,因而追求工匠精神的情怀和行为是被社会褒奖的。然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自动化、智能化机器设备的运用、科学管理方式的推广,已经可以将各种原本复杂的工作,分解为各种简单的要素和工序,从而实现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生产,此时,工匠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下降,是否还有必要再继续强调这样一种执着的精神?另有学者指出,当前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需要和缺少的是原创性、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因而应该更多地强调具有颠覆性的创新能力,鼓励和培育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氛围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而不是继续强调传统的具有改良特征的工匠精神。因为旧有的工匠精神,强调在现有框架和秩序下注重细节和精益求精,它可能不利于创新性文化和创新活动。

上述疑问和说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笔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工匠精神以及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和制度,直接与其是否拥有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密切相关。培育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塑造其背后的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但是提倡工匠精神,与呼唤和强调企业家精神两者之间,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是建国60多年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形式,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这对建设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奠基性的制度创新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和回答与上述疑问有关的基本经济问题。本文将应用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观点,分析与工业化与创新驱动时代相对应的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问题,并指出各自使用的领域和具体政策取向。

一、工业化时代:工匠精神的地位和作用

工匠精神可从多角度把握和理解。它主要指在生产和服务的每一个细微的工序和环节中,工人们都以消费者至上的态度注重细微环节,对生产活动和产出品进行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或者说,是生产者不惜花费时间和代价,严谨苛刻地追求产品质量和信誉的行为。一些中国企业缺乏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这种工匠精神。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振兴实体经济的最大障碍所在[1]。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时期,还是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化生产时期,无论是古代的鲁班,还是近代诸如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老字号”,抑或是华为等当代世界著名品牌,工匠精神都不可或缺,而且随着发展程度的提升,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产业发展元素。现阶段提倡工匠精神,建设和完善与其相关的支撑制度、文化作用机制,是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重构的深层次要素[2]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追求工匠精神的形式和方法,必然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发生某些变化。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日本现代工厂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以专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工匠生产活动及工匠精神,与旧式传统的小作坊生产中的“匠人”有重要的区别,如后者往往以作坊式产出为主,生产率不高,业主追求精湛的个人技艺,强调全面地亲自掌控生产过程,精益求精等,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共同的特征。

在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方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天主教徒们所奉行的工匠精神,其主要特征是都与小而全的旧时代分工特征相关。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大量的新教徒倾向于投身近代工业,成为工厂里的熟练工人或管理人员。这种生产机器化、大规模工厂化的生产方式,虽然在生产形式上与守在旧有行业、成为大师傅的天主教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支撑教徒们辛勤工作、精益求精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新教徒把自己在尘世间的劳动,作为上帝赋予的天职(Calling),这是新教伦理中最为基本的部分。每个新教徒都把努力工作作为道德义务,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3]因此,尽管社会分工从家庭手工作坊生产进入到了工厂的机器化生产时代,但是教徒们在宗教伦理的驱使下,其心理和精神上追求卓越、用户至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而是越来越强化。

应该看到,与过去作坊式生产组织方式中的工匠精神不同,现代产业发展中,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科学理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下,其外在形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们原先掌握的工作技能和生产活动,都可以被机器分解为系统化流程和互联的分工环节。此时的“工匠精神”,不是表现在个体的技能、工作态度、努力和水平上,不是完全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表现在工作小组的群体配合、工艺流程的严密性、人员的专业化合作等形式上。当然,它在各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也不尽相同。

例如,20世纪初的美国,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制度下,复杂的匠人技能通过科学的测定和定量的分析,被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标准作业,一条条作业传送带,将一人一岗化的专业分工连接起来,美国制造工业的生产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尽管科学管理的方法,常常因为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而广遭诟病,但这种企业内的分工合作方式,在美国制造业中不断改进,并得以延续。为了适应理性的组织方式,德国特别重视职业训练和职业教育,全社会高度尊重技术工人,与蜂拥式地进入大学的国家不同,一半以上的德国青年会选择接受2-3年高水平、专业、标准的职业教育后,先成为技术工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工厂实习。

20世纪70年代,精致而低价的日本产品以其高性能、高质量赢得了世界市场,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极大冲击,日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因此受到举世瞩目。与美国严格的分工合作不同,日本企业生产线上通常同时流动着十几种产品,复杂多变的工作对象提高了工匠的熟练程度与创造力,构成了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顾客至上”的理念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始终贯穿于每个员工的日常行动之中[5]。具体来说,企业内的作业小组,替代了美国式的一人一岗制度。在作业小组制度下,新员工通常无需经过事前训练(OffJT)即可上岗,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边工作边受训(OJT),通过轮岗获得可以胜任多个岗位的多项技能,并将此作为在组织内晋升的唯一途径。尽管每个作业小组的标准工作量仍按科学管理方式来测定配置,但小组内作业分工的界限已变得十分模糊。这种模糊性不仅有利于克服科学管理的机械式分工带来的难以适应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僵硬性问题,而且更符合人性,促使员工们不断进取,并鼓励其在实践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技能。

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小池和男将日本企业中员工这种获得熟练技能的能力,称之为“知性熟练”[6]。日本企业所培养起来的员工们的知性熟练,不仅具有应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知性熟练根植于重视工作现场与工作实践的“现场主义”土壤,现场主义即倡导要到发生问题的现场去分析原因,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并寻求对策。与由专家通过客观观察和科学计算来确定作业方法和工作流程的科学管理不同,现场主义重视“人到,眼到,手到”的原则(日语中更抽象地表述为现场,现物,现实),由亲临实践的工人而非专家,从其切身感受出发,经过内省思考,提出改善现状的方法。这种现场主义的改善方法,可以追踪工作现场内的变化而随时进行,方法也是细致而敏捷的,也是美国人倡导的“科学管理”方式所不能及的。

正因为如此,日本企业可以做到在敏感地应对技术与市场变化的同时,又能将质量体现在产品之中。他们注重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某一个环节中出现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个环节中得到解决,决不会放任其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更不会导致其所有后续工序的劳而无功,从而带来工时与材料能源等方面的浪费。日本企业中的“知性熟练”,还在制度化了的精益求精的机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例如在丰田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中,除了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零在库”(JustInTime)外,还有以“自働化”为起点的改善活动。在这里区别于“自动化”的“自働化”概念,是指一旦自动流水线上出现了问题和故障,机器和生产线就会自动停止,而对于所产生的问题,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地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为满足,而是被要求通过五次“为什么?”的询问,去刨根寻底地找出问题的深层原因,提出防患于未然的改善措施[7]。这种对问题的深究和不断的学习思考,是日本企业中“知性熟练”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当然,日本式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与他们传统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是相辅相成。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这种“合理性制度安排”,也未必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何况,在一个注重细节、精益求精的环境中工作,工作压力随之增加。

现代产业发展中,机器生产降低了对工人的体力要求,汗水经济转化为知识技术经济,原有的具有隐性知识特征的技能型劳动和工种,在科学管理方法、机器人等现代生产方式面前,成为可编排的知识体系。但是,机器劳动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劳动和智慧,它不仅不排斥工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反而对其有更加严厉的标准和更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是许多依赖于人的知识劳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活动,与生产者的工匠精神有更为直接的关系[8]。现代商品生产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不断增强,把丰富的、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的飞轮[9],通过生产者服务业的标准化和物化嵌入,现代机器生产成功地实现了对精湛的技艺和技能的系统化、编排化和科学化的总结,这成为提高品质和效率的基础。同时,围绕工匠精神进行的企业组织创新、工艺或流程的创新,又实现了规模经济的低成本生产,从高度重视工匠精神的德国、日本等国的工业实践中,不难看到这点。

二、创新驱动时代的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世界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依靠大机器生产的生产方式形态,逐步让位于基于科技创新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标准的机器化生产在扩大产能、提高效率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的多样化、消费的迅猛变化,市场竞争的优势却来自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与这种能力相匹配的产业创新能力。这种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提出了需要不同的工业精神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如维持现行秩序下对生产和工艺进行改良的渐进性创新活动,需要广泛弘扬的是大机器生产方式下的日式、德式的工匠精神;而针对那种从无到有、需要不断变化、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根本性创新活动,则与需要发挥美式的企业家精神相关,这种根本性创新,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创新,较多地出现在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初创期。

有关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后期,管理学家阿伯内西在其《生产率的窘境》一书中有所阐述,见图1[10]。在某一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的内涵存在区别,技术创新涵盖产品的创新与工艺流程的创新,在产业发展早期,产品创新占据主导地位;某个临界点之后,主流设计被确立,工艺或流程的创新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中后期的汽车产业,在汽车产品的主流设计确立以后,竞争主要存在于工艺流程和管理领域。日本工匠们擅长改进、改良型的创新,它的特征是连续的和精益求精的。这也是日本汽车工业在这一时期实现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8]

 

21世纪初,哈佛大学的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又一次提示人们,一味地尊奉“顾客是上帝”的信条,过于倚重于精益求精式的技术改进的做法,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11]。克里斯坦森也把创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既存产品持续不断地加以改良的连续型创新,另一种是以颠覆既存产品价值为前提的创造全新价值的创新。他指出,那些既存的大型优良企业,为了不断满足既有顾客不断增长的需求,往往倚重于前者而轻视后者。正是由于这种倾向,大企业往往会错过参与新兴市场的机会,待市场中的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接受了创新性产业和产品时,大企业原来拥有的市场份额往往已经受到严重的侵蚀和威胁,被创造全新价值的新兴企业抢占市场,失去竞争优势。

一些学者指出,日式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虽然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当社会的文化习惯都被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所引领,往往会阻碍创新和具有革命性特征的创新产品出现。从美国硅谷与丰田汽车的比较中,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工匠型创新”精神的局限性。

强调工匠精神的日本,擅长于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广见于生产流程的改进之中,而强调企业家精神的美国,着重于从无到有的或带有颠覆性的突破性创新,主要体现为产品的创新,较多地出现于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的初创期。在传统的制造业中,日本遥遥领先,但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高新产业的发展上表现差强人意。这样,我们就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为什么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的经济却一直停滞不前,经济的主导权为什么会重新回到美国手里。

20世纪末,人类迎来了新的一轮IT、交通、生物、材料技术等方面的产业技术革命,技术范式的突飞猛进变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在这场产业革命中,美国企业依靠企业家精神,创新、创造了更多的新价值、新业态、新产品和新市场,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创新性还表现在制度上,适应于颠覆性创新的企业组织制度,是以打破原组织的旧有秩序为前提的。如美国硅谷的苹果、谷歌、脸书等企业,职工在同一公司就业的平均时间为5-7年,流动成为常态。而且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业务量安排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三、进入新时代我国企业家精神及其环境的塑造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孰优孰劣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以及二元结构的发展态势,决定了我们既要培育和重建工匠精神,也要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性质,决定了我国不是工匠精神多了,阻碍了创新,而是这种精神少了,支撑中国人的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遭到了颠覆,从而影响了高质量经济体系的建设。同样,企业家精神支撑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中国经济取得奇迹的重要的内生因素之一,但是现在到了进一步发挥这种精神,需要再次优化其环境的关键时刻。

企业家精神既是一个古老的学术命题,也是一个崭新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范畴。在经济理论界,主要有强调创新特征的德国学派,强调冒险特质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强调发现市场机会的奥地利学派。每一种学派后面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代表。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既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也是一种决策和行动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源,企业家精神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企业家精神所内涵的四种独特能力:

一是企业家的认知能力。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是基于直观推断的逻辑,而不是大企业经理阶层利用的程序化的计划决策。在不完全和不确定信息的复杂世界中进行战略决策,使用直观推断方法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使企业家的思考出现显著的跳跃,由此产生各种创新成果。而经理式认知更多地是以实际的逻辑为基础的,是线性的。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决策面对的是模糊的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市场的发展很少以确定的、逻辑的方式演化,如果使用逻辑进行决策,往往会使决策者变得无所适从。

二是企业家的发现能力。这可以归结为当某种机会出现时,某个人具有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的洞察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与市场贴近的程度、过去积累的经验和对学习机制的自我强化效应,甚至可能与某人的先天禀赋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企业家发现能力是一种难以模仿的异质性资源,是某些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根源。企业家的发现能力有别于知识专家。知识专家不能够完全认识到他们知识的价值,以及如何使自己的知识变成利润,否则专家就将会成为企业家。

三是企业家的实现机遇能力。一般的技术知识专家不具备企业家所拥有的那种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企业家思想给予的方式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方式来运作所发现的知识,或者是直接把所发现的知识在市场上出售。

四是企业家的协调知识能力。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新的资源组合”的形式。生产新资源有这么几种情形:由企业家利用发明改革或革新生产模式,或运用一种未尝试过的技术生产新商品,或用一种新的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发一种新的原材料的来源,或新的产品渠道,或通过重组形成一个产业。

综上,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独特的能力和行动,它既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按所有制、按企业规模或按行业划分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现阶段的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培育壮大企业家队伍、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一是企业家的创业创新能力,表明其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主体,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创新和财富充分地涌流,这当然要大力培育、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二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这里的“关键少数”其实就是三支队伍的建设,即干部队伍、科技人员队伍、企业家队伍。其中,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是我们这个工商时代的精英;三是从实践上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关心爱护企业家与侵犯企业家利益、财产甚至个人安全的不良现象,影响了企业家的预期和积极性。这些问题不克服、不解决,就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企业家是一种特别稀缺的社会资源”,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一是企业家作为一种发展资源,作为创新和创业的具体实践者,本身就是稀缺的。二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鼓励人们通过读书做官、鄙视经商的不良倾向,这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导致中国企业家生存发展环境不够优化、中国缺少真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三是实践中,一些企业家的特征呈现为“贫困主导型”,没有及时转化为“兴趣爱好主导型”,即在贫困时追求创业赚钱,赚了钱之后富裕了,就不思进取,从而导致企业家精神退化,这也会影响国家实现长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一项长期工程,非一朝一夕可达成。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企业家的“环境再造”。发挥企业家精神最需要的是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营商环境。要坚决地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企业家是我们这个工商时代舞台上的精英,人们应该感谢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为社会创造财富中的创新和创造力。对于环境再造来说,《中共中央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已经从一个总体要求、三个营造、三个弘扬、三个加强等十个方面,提出非常好的政策取向。这些好的政策取向要进一步在实践中落实、落地,要有细化、有细则、有执行和责任主体。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良好营商环境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既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释放和发挥作用的历史,也是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的进程,这是中国经济维持近4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主要是营商环境出了问题,在法治机制嵌入市场运行方面,一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为此,必须在改善和优化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实现产权保护制度的法治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保护和鼓励企业家精神,其实不如讲稳定其政策预期,稳预期其实就是要稳政策,稳政策更需要稳法律法规,稳市场营商环境。

第二,要由产业政策管理转向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并以此来规范市场秩序和行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没有市场竞争,也不是没有市场自由,更不是没有发展竞争,而是缺少“平等竞争”,缺少自由竞争的公平环境和条件。因此,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首先必须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转向“平等竞争”,确立横向的竞争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明确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这是我国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法治化。宏观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手段,它将形成企业主要的市场营商环境。与市场会存在失误一样,宏观调控政策也会产生失误。为防止宏观调控政策出现随意性、盲目性和不协调性等问题,需要把政府的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主要包括:一是依法划清宏观调控的范围,防止随意扩大调控领域;二是要界定宏观调控职权,实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投资清单、财力清单管理,并把其逐步公开化;三是要规范宏观调控行为,明确宏观调控方法,防止随意性、盲目性;四是要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性,明确宏观调控责任。如金融宏观调控,直接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关系到避免出现大规模、系统性金融危机,需加强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合性。

四、研究的政策含义及建议

西方发达国家业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学者们正在反思工匠精神的局限性,同时研究发挥企业家精神,即颠覆性创新的条件和机制的实现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呈现多元混合分布的格局,既有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我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我国不仅要强调手工业和工业化时期的工匠精神,不断累积工艺或流程的创新能力,培育工匠型的熟练技能,还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战略的要求,充分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

在网络信息、新材料、通讯、生命科学等领域中,由于利用了体制特征和相应的优势,我国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未能实现的快速、飞跃性的发展,突显了巨大的后发优势。如果说,实现更多的工艺或流程创新,是加快推进现代化、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实现更多企业家式的颠覆性、革命性创新,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不二法门,是创造更多边际创新成果的重要途径。

按照权变学说,普适而一成不变的最佳组织制度与管理方法是不存在的。企业的组织构成,必须随其所处的内外条件而作出相应的选择,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通常应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是持续性的工艺、流程创新(代表工匠精神),还是飞跃性的颠覆性创新(代表企业家精神),都不是源于自上而下的命令或计划,而是来源于员工的自发进取精神及活跃的自由探索环境。全球进入创新驱动时代,我国虽然面临加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但是绝对不能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断改良的工匠精神,与具有飞跃式的、颠覆性特征的创新活动,在观念上、理论上、政策上和机制上相互对立起来,不能采取相互排斥的态度,而是要兼而有之。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同一组织中类似于美式和日式的制度与管理,并不是完全的互补关系,极有可能相互冲突,造成内耗。

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才能同时支持两类不同的创造性?根据本文的分析研究,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从战略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应该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几千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开展具有连续型积累特征的创新工作。民营企业很难在飞机、航空、造船、核电等这些现代巨型工业上超越国有企业,因此应当进一步推动承担这些任务的国有企业通过创新的积累,不断地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并实现赶超,真正达到世界级企业的水平。而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和灵活性,更适合于承担飞跃式的、具有颠覆特征的创新活动,应当进一步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家们的根本性创新活动。

二是从产业发展阶段看。在市场、技术和管理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中,如机床、汽车等产业,更适合于提倡和发扬光大工匠精神;而对成长性较高的现代新兴产业,则更多地要强调发挥飞跃式的、颠覆性的创新精神。这是既能保持经济具有潜在增长动力又能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从创新的微观主体看。对处于成长初期的持续性创新活动,政府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支持,有助于技术和能力的突破,并形成国际竞争力。但是,具有根本性特征的创新活动,不可能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行政命令,更不可能来源于政府的预先计划,而主要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源于企业员工的进取精神,源于社会和企业形成的活跃的自由的探索环境,源于宽容失败的包容性氛围。因此,在政府促进其发展的政策上,可以多用横向的竞争政策,利用竞争刺激、激励和驱动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工匠精神:生于制度还是孕于文化[N].北京日报,201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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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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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池和男.日本の熟練 すぐれた人材形成システム[M].有斐閣選書,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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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志彪, 王建国.工匠精神与“破坏性”创新如何兼而有之?[N].解放日报,2017-06-13.

[9]赫伯特·G·格鲁伯, 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M].陈彪如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

[10]William J. Abernathy,The Productivity Dilemma.Roadblock to Innovation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M].Maryland:JHU Press,1978,p72.

[11]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来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