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国际比较

2017-11-15   作者:  黄庆华 点击量: 117 

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镇人口年均增加2096万人。城镇化既增加了投资,又推动了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时期,城镇化依然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的潜在内需。正确选择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课题,也是确保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有关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国外城镇化进程的几种典型模式,并在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城镇化”这一概念可追溯到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 Serda在《城市化理论》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西方学者对城镇化理论的研究大体上分为比较明显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推动城镇化拉开序幕肇始至20世纪5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建设基本完成的阶段,西方国家的城镇化经验一度被学界提炼为一种标准模式(万广华和蔡昉,2012)。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部分西方先行工业国的城镇衰落、发展中国家后起城镇化的快速衰落所引发的对城镇化发展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问题及其求解的经验、理论与政策分析(高佩义,1990)。

有关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文献集中在城镇化模式的分析。国外的有关研究更多地注重数理分析,通过数学、计量模型分析城镇化与其他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等。Michaels、Rauch和Redding(2012)对城镇化模式和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发现产业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城镇化模式更趋合理。Kang、Spiller和Jang(2012)通过分析城镇土地利用状况,全方位阐述了城镇化发展模式与交通拥堵的内在关系。国内有关城镇化模式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一种规范性分析,其目的主要在于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提供政策建议。曹刚(2010)基于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变化的视角,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城市瓦解农村、农村转变城市和城市馈补农村模式。王雅莉和张明斗(2013)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应走民生型的发展道路,需体现政府主导和市场调控相结合的运行特点,应摒弃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随着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关新型城镇化模式的研究大量涌现。陈锡文(2016)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按照自愿、分类、有序的原则,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钱易等(2015)指出,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概念都是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核心和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应当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经济、人口四大子系统对城镇发展的反馈机制,并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和城镇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涵盖城镇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沈翠珍、赵立华和杜为公(2015)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模式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取向,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实践模式;实施就地城镇化要根据各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和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文化特色进行小城镇建设。丛茂昆和张明斗(2016)认为,以政府全面主导的城镇化思路与实践是一种外生型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忽视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造成城镇化效率低下。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发展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应选择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吴垠(2015)指出,传统城镇化理论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作为约束条件,以人口城镇化作为评价指标的研究方法,不适用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遭遇刘易斯拐点期的现实。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以劳动力过剩供给转变为结构性短缺为约束条件,将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城市的质量提升而非数量提升作为目标体系的过程。这种特殊性是相对于西方国家城镇化进程的特殊性,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却具有一般性。

二、国外典型城镇化模式比较分析

城镇化模式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骆江玲,2012)。按照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可将国外城镇化的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政府调控型城镇化、市场主导型城镇化和自由放任型城镇化四大模式。政府主导型城镇化,以前苏联和拉美国家为代表,政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比较积极甚至激进的态度;政府调控型城镇化,以西欧国家为代表,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对政策调控始终保持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比较尊重城镇化的自然发展规律;自由放任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其城镇化基本属于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结果。

(一)前苏联和拉美模式:政府主导型城镇化

前苏联和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模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般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同时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和人口的进一步积聚。

1、前苏联模式:政府强势推进的城镇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城镇化随之全面展开。1928年,苏联开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建成投产,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到1940年苏联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2.5%,13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二战后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城镇化进程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50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8.9%,1965年达到52%,进入70年代,城镇化水平在超过60%以后速度逐渐放缓。从前苏联的城镇化过程可以看出,由于人口总量少,其工业化以重工业起步,且重工业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其城镇化依然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也始终影响着前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前苏联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

2、拉美模式: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拉美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而且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集中布局于几个大城市,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也集中于这些大城市。在农村,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土地和资本的集中度;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低投入造成了农业部门的衰退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恶化,大量人口难以在农村维持生活而涌入几个主要的大城市,造成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国家。70年代开始,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而城市的产业缺乏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造成了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到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但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重却不及20%—30%,大约有1/4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城镇人口贫困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比例,被学者谓之“过度城镇化”。

(二)西欧模式:政府调控型城镇化

西欧国家的城镇化,以英国、德国、法国最具代表性。这三个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三大共同的特点: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二是配套制定保障城镇化顺利推进的法律体系;三是在市场机制引导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调控。但是,英、法、德三国的城镇化又各有自身的特点。

1、英国模式:城市与农村变革同步推进。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20%提高到51%,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出现推进了农业技术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出现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镇化进程由此加快。圈地运动则引发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大农场的建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进一步提高了农畜产品的生产效率,并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满足了毛纺织工业对原料和劳动力的双重需求。

2、德国模式:分散型的集中城镇化。德国的城镇化在19世纪得到快速推进,在工业革命后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城镇化水平提升到5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97%。德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十分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不仅强调城镇规划的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而且对交通、通讯、排污等设施坚持长远设计。二战以后,特别是两德统一以来,德国逐步形成了“分散化的集中型”城市布局,在中心城市周边建立若干卫星城镇,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卫星城镇,有效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和土地开发压力。

3、法国模式: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城镇化。法国作为西欧小农经济特征最突出的国家,其城镇化进程不仅慢于英国,也慢于德国。直到二战以后,法国城镇化进程才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并呈现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城市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而郊区和中小城市快速发展,人口逐渐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由于法国重工业相对落后,除巴黎以外,没有人口规模超过200万的大型城市。但正是这一特征,促进了法国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形成了“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模式。

(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模式:市场主导型城镇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出现城乡交错的特有现象。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错地带。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线形成了新的工业走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与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大城市周边地区蔓延,出现了大量“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灰色区域”。

(四)美国模式:自由放任型城镇化

美国的城镇化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但城镇化进程相对较快。在1700—1890年间,美国城镇化水平由7%上升到35.1%,到1920年时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1.2%。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许多城市人口移居到郊区,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型向多个中心分散型转变,呈现低密度蔓延式扩展的特征。低密度的蔓延式扩展降低了人口密度,缩小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如土地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耗费通勤时间、能源消耗增大、服务设施配套难且成本增大等。90年代后,美国已进入高度城镇化社会,1990年其城镇化水平达到75.2%。美国政府、城市规划者、学者和居民都开始意识到低密度城市空间布局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概念,主要内容包括强调空间紧凑,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步行;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通过鼓励、限制和保护措施,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

三、国内城镇化模式及典型案例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起步较晚,但速度较快,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小城市蓬勃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升至2014年的54.77%。从总体上看,国内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模式;各地区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形成了一批比较成功的城镇化范例。

(一)国内城镇化模式

1、小城镇发展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乡镇企业为导向,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区别于人口向大城市转移的城镇化道路,在实践中对城镇化发展影响最大。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小城镇发展战略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小城镇发展战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第二,小城镇发展战略忽视了大、中、小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弱化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集约效应。第三,小城镇发展战略忽略了我国各个地区的区域差异,一些地区并不适合发展小城镇,造成很多后续管理上的问题。第四,小城镇发展战略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特别是土地利用“摊大饼”式的浪费现象普遍,污水、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严重滞后,给土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2、大城市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对区域经济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这样的特大城市有力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第二,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向集中化阶段转变,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资本的活力被进一步激发,城镇化有力带动了工业化的发展,这为更高层次的城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资源利用方面无法发挥大城市的规模集约优势,在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存在许多制约条件,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对发展大城市的迫切需求。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城镇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因此,虽然政府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是实践中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最快。

3、中小城市发展模式。这是介于“小城镇”和“大城市”之间的城镇化模式。为了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依托县城(包括县级市)发展中小城市,把一些条件较好的中等城市扩展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把一些小城市建设成为中等城市,提高城市对工业、人口的包容能力。同时,适当保留、改制和建设一些重点小城镇,如四川省自2013年起每年启动100个省级试点小城镇建设,对各类小城镇进行分类规划、分类指导,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妥善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客观地讲,中小城市的快速崛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为大城市、特大城市缓解了部分人口、产业、公共服务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其对经济的辐射作用,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小城镇的繁荣,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二)国内城镇化模式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如温州模式、天津模式、成都模式、珠三角模式、广东模式、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其共性主要是: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

1、温州模式。温州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推进城镇化,小城镇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截至目前,全市的建制镇数量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个增加至146个,建制镇人口占比在2/3以上,建制镇工业总产值占比80%以上。经过30多年的积累,温州市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农业产值的比重由63.8%下降至2%左右。温州城镇化模式有四大特点:一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时推进。乡村工业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不仅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产业集群,还不断吸引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中,推动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相结合。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实现公共服务由开发型供给向经营型供给转变,形成了“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水养水”的自我积累、自我平衡、自我补偿机制(骆江玲,2012)。三是土地有偿使用。温州率先在全国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抵押、投资入股等形式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珠三角模式。珠三角的城镇化代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其最原始的动力来自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大量兴起有力地促进了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外资经济的融合,继而带动人口向各个中心城镇集聚。目前,珠三角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0%,并且城镇化有比较牢固的产业基础,堪称国内城镇化模式的典范。珠三角城镇化模式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并行。受港澳地区的带动,珠三角早在21世纪初期就实现了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中心城镇承载高端产业的能力得以提升,有力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二是城镇群推进城乡一体化。珠三角地区沿海沿江,又毗邻港澳,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城镇借鉴港澳发展模式,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形成了一批城镇群,有力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三是大量外资加入。珠三角地区最早进行改革开放,来自国外和港澳地区的资金大量涌入,成就了一批大型企业,也造就了一批综合实力强大的工业重镇。

3、苏南模式。苏南地区主要涉及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市及所辖的十二市县。苏南地区的城镇化一般通过自筹资金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生产活动,逐步实现了农村人口职业的转化,并通过小城镇的扩张发展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属于典型的小城镇发展模式。苏南城镇化模式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分阶段推进。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通过大力招商引资,扶持一批乡镇企业发展壮大,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就地推进城镇化。第二阶段主要依托各类开发区建设,带动农村推动型城镇化向外资拉动型城镇化转变。二是依托乡镇企业创造一批工业和人口重镇。苏南地区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政府通过大力培育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人口的聚集,进而就地实施城镇化建设。三是以人为本。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城镇化作出了较大的牺牲,苏南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工业反哺农业,以乡镇企业带动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努力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四、国内外城镇化模式比较及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一)国内外城镇化模式的启示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都是由市场主导的发展进程。在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上,美国甚至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自然推进城镇化。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土地纠纷、劳资矛盾和贫民窟等问题,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尽管在市场失灵时,政府“有形的手”干预力度大、范围广,但其本质并未脱离市场主导的轨道。欧美国家的城镇化主要由经济发展推动,城市体系的发展受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而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这也是我国城镇化与欧美国家最主要的区别。当然,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能够调动多方面资源,在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这种结构性框架虽然在发展初期有其相对优势,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因此,必须借鉴国外经验,立足我国自身实际,突破国内外城镇化模式的发展瓶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世界各国城镇化道路无统一的固定模式,都是根据本国国情抉择的。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们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城镇发展来讲,最大的挑战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我国在选择城镇化模式时,不能走大规模蔓延式的发展道路,应实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间的逻辑关系、强化新型城镇化包容性的发展力度、合理有效分配城市级差地租收益的内生型城镇化发展策略(张明斗和王雅莉,2012)。要根据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考虑如何节约土地、水、矿产、能源资源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发展应该以城市群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多样化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间的逻辑关系。应借鉴西欧国家的政府调控下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成功经验,加快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既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注重政府的引导作用,尤其要重视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尽快从城镇化的“主角”地位上退下来,重抓制度建设、法律保障和经济社会服务工作。同时,市场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充当真正的“主角”,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实现城镇经济社会的最优效应。

第二,提升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城镇化的发展主要来自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在确定城镇化模式时,应当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因地制宜,根据产业、土地、自然资源、人口等城镇化要素的发展条件,制定适宜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对策,防止单纯追求城镇化率指标的现象。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合理有序流动,科学把握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和节奏,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相适应,防止出现超越承载能力的“过度城镇化”。

第三,遵循生态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确立新的城市生态观,实行绿色发展战略,推行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建立绿色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城镇、生态园区、生态企业和生态产业体系,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良好人居环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四,提升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人口、资源、能源的集聚地,应当在生产上体现规模效应,在消费上体现集约效应,特别是要在资源利用方面体现集约化特征。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资源节约使用,大力推进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节约集约利用,促进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低碳型和紧凑型城镇。

第五,吸纳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城镇化进程,需要各方力量参与,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城乡各种居民群体、劳动群体、就业群体、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小区居民等,应当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生活和居住需求推进城镇化,才能有效防止侵害城乡居民利益的“被动城镇化”的发生。

注释:

①1851年,英国城镇化水平率先超过50%。

参考文献:

[1]曹刚:《中国城镇化模式举证及其本质差异》,《改革》2010年第4期。

[2]陈锡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学习》2016年第1期。

[3]丛茂昆、张明斗:《内生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模式选择》,《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高佩义:《世界城市一般规律的城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5]骆江玲:《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农村工作通讯》2012年第24期。

[6]钱易、吴志强、江亿、温宗国:《中国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分析与战略建议》,《中国工程科学》2015年第8期。

[7]沈翠珍、赵立华、杜为公:《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取向与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8]万广华、蔡昉:《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发展战略: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9]王雅莉、张明斗:《中国民生型城镇化的框架设计与优化路径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5期。

[10]吴垠:《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以刘易斯拐点期为背景的理论、模式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2015年第2期。

[11]张明斗、王雅莉:《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包容性发展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10期。

[12]Kang,S.,Spiller,M.,Jang,K.,Bigham,J. and Seo,J.,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macroscopic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and traffic safety. 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Vol.2318,2012.

[13]Michaels,G,Rauch,F. and Redding,S.J.,Urb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7,No.2,2012.

【来源】 《宏观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