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配置问题研究

2017-09-14   作者: 张波 点击量: 236 

随着保障房工程陆续建成和大量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持续导入,保障房社区成为大城市社区生态中的主要类型之一。目前,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社区不仅是一个住宅社区,更是一个日常生活社区。据此,社区公共服务配置状况就成为导入居民们日常关注的核心话题。研究表明,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将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迁移意愿和社区居民的居住满意程度。反之,公共服务设施的滞后则直接降低了居住满意度。本文通过对上海三林、航头、曹路三个保障房基地的实地调查,分析目前保障房基地公共服务配置状况及存在问题,并对进一步完善保障房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对策和建议。

一、上海保障房社区的基本特征分析

自2003年以来,上海已在宝山、嘉定、浦东、闵行、松江、青浦、风险、金山、崇明等9个区分三批规划修建46个保障性住房社区。其中,有43个基地已批准详细性规划,用地面积达142平方公里,新增住宅8929万平方米,预计导入人口300万以上。三林、航头和曹路基地是较早完工、配套相对成熟社区。其中三林最早是2010年世博会动迁安置基地,第一批工程于2006年3月竣工,目前已有7个地块全部竣工,交付使用1.5万套住房,入住居民1万多户,共计4万多人。航头基地(或称“周康航基地”)办理入户近1万套,航头镇实际入住1341户、3007人。曹路基地已交付使用1.76万套,实际入住4325套,10255人。分析不同保障房社区概况,总体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1.地理区位特征

研究表明,不同于商品房,保障房的空间分布从选址、布局到分配往往脱离了住房价格和市场的作用机制,而由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所主导。而地方政府基于财政理性出发,往往把保障性住房选址安排到位置较为偏远、交通条件差、配套设施不太健全的城市边缘地区,而且普遍属于集中连片开发建设。从上海来看,保障房的空间布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位置相对偏远,大多位于郊区,距离市区较远;第二,位于农村地区,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较差,远远低于城区水平;第三,属于集中连片开发,人口导入数量巨大,故将“保障房社区”也称谓“大型居住社区”。

2.人口结构特征

调查显示,保障房社区居民人口特征表现出了:第一,居民以本市户籍人口为主,但不同社区人口结构差异大。本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2%,其中跨区迁移占比31.5%,区域内迁移20.3%。但不同区位社区差异较大,三林、航头导入市区户籍人口占比分别为38.8%和34.2%,曹路则仅有13.8%。就外来人口来看,曹路则高达43.5%。第二,人户分离情况较为严重,外来租客占比约三成。三区人户分离总体上超过六成,其中“人在户不在”占比59.0%,“户在人不在”比例是1.6%。外地租住人数占22.8%,加上本市户籍的租户和租客,租户比例达到3成。第三,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高。60岁以上老年人数占总人数21.8%,80岁以上老年人占3.2%,38.2%的家庭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而劳动年龄人口(18—60岁)占比为57.7%。另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人口数占比为26.17%,显著高于上海市老龄化平均水平、远高于郊区老龄化水平。

3.经济社会特征

第一,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96万元,不到当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户均年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有调查发现,有约79%的家庭人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老、弱、病、残以及无业人口较多。以航头基地为例,退休人口占入住人口30%(4449人),残疾患者75人、患大病41人、失业1101人、两劳释放16人,都远远超过正常社区人口结构。第二,约半数居民仅有一套房产,举家入住比重较高。调查发现,在本市有1套住房的居民占51.7%,有2套的占22.3%,3套占3.2%,没有自己住房的占17.6%。同时,70.2%的人在大居外没有自己的住房,80.5%家庭的全部成员都住在大居内。第三,就业层次相对较低,失业人员较多。劳动年龄人口的职业大多为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工人,就业层次总体上中等偏下。同时,无业人员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占10.3%。第四,劳动年龄文化程度总体不高。高中/中专/技校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为56.6%,初中及以下22.8%,本科及以上为22.9%,失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

二、保障房社区不同类型公共设施配置状况

1.交通设施

保障社区居民相对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直接决定着其对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调查发现,社区居民的首选的交通工具依次是公共汽车(65.4%),之后依次是地铁(46.6%)、电动车(22.3%)、步行(22.0%)、私家车(20.2%)、自行车(5.1%)等。对于目前社区的交通设施配置情况,超过50%的经济适用房、动迁房居民反应比以前情况更差,而租户居民和商品房居民则大多认为有所改善和改善很大。内部交通出行方便程度则决定着居民对交通配置的满意程度。三区域比较来看,三林居民到公交站点/地铁站的步行平均时长最长,意味着居民在大居内部的交通出行最不方便,致使三林居民对交通状况的评价相对最低。由于内外部交通不便、位置偏远,社区居民到市区的通勤时间显著增加。

2.教育设施

教育资源是影响家庭整体迁移和居民居住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超4成的社区居民子女就读学校地点位于本学区,而就读于其他区县的比例仅为6%。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区配置学区外就读的儿童群体占比高达55%,其中,42.4%的居民选择“大居还没有配置学校”或“没有相应的年级”,客观上教育需求没有满足。同时,学校教育质量影响也占相当比例,有16.35%的居民,对社区配置的学校教学质量不满意。而且,经适房、廉租房居民在外街镇外区县就读比例较高,其中,经适房居民子女在外区县就读、在重点公立学校就读比例最高。有研究也表明,上海保障房社区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一是配套学校规划建设不尽合理,如面积规划偏离行业标准、选址规划不合理、规划数量偏少等;二是配套学校建设速度缓慢、建设标准偏低;三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四是社区教育资源缺失等问题。

3.医疗设施

调查显示,社区居民有63.8%偏好于到综合大医院就医,其次是社区医院(25.7%)。选择专科医院、卫生室、私人诊所的比例,分别是9.0%、1.2%、0.3%。在考虑医院类型时,61.7%的居民以医疗水平高低作为标准,“离家近,看病方便”的因素占33.5%,选择“自己承担的费用低”的占3.4%。而且,外区户籍居民选择综合大医院比例较高,偏好综合大医院的比例甚至超过了70%,老年人、本镇户籍居民、外籍居民和中低收入群体相对更加偏好于社区医院。然而,保障房社区周围配置的综合大医院和专科医院相对较少,居民对较高医疗水平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所以,仅1.4%的居民选择社区“能很好地满足”就医,43.0%的居民认为“能基本满足”,44.8%的居民认为“不能满足”,10.8%的居民选择“非常不够”。半数以上居民对社区及附近的基本医疗服务水平不太满意。

4.劳动就业

由于保障房社区地处郊区农村,居所迁移直接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交通成本,甚至带来工作的变动。调查发现,迁移居所后,许多居民上班时间增加,上班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的居民比例显著增加。上班时间在30分钟以下的比重从44.9%下降到26.9%,上班时间1-1.5小时的比例从11.2%增加到了21.5%,1.5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从4.6%增加到了16.9%。甚至还有14.8%的人换了工作,3.8%放弃了原来的工作(从就业变成无业)。在就业需求上,36.4%的回答者认为自己迫切需要一份工作。有67.7%的人表示,“更希望在社区附近工作”,而仅有29.1%的人,更希望在中心城区工作。但社区附近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45.4%的调查对象表示,“社区附近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社区就业的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而一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51.0%)表示,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需要政府能帮忙安排工作(57.1%)、提供有关就业信息(91.2%)和就业培训(89.7%)服务。

5.居民交往

良好的邻里关系能够给居民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给人以更加快乐、减少社区犯罪等积极效应。然后,研究表明,与城市其他社区相比,保障房社区居民情感认同度相对偏低,邻里关系多以地缘关系为主,部分是搬迁之前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较少。实地调查来看,大部分(71.4%)居民认为居民之间的邻里交往偏少,且本镇户籍居民相对其他居民,商品房居民、购买二手动迁房居民相对于廉租房或经适房居民,更容易参与到社区交往。在社区融洽调查上,83%认为非常融洽和比较融洽,这与居民间交往少、矛盾少有很大关系。对居委会而言,仅11.4%的居民表示“熟悉,经常去办事”,近9成居民对居委不熟悉,但绝大多数社区居民能配合居委工作。而且,较于外区县、外街镇与外省市人口,本镇户籍居民对居委会的熟悉程度较高。年龄方面,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居委会的活动当中,更常与居委会发生联系;而年龄越轻,对居委会的不熟悉程度越高。

三、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需失衡风险评估

1.降低居民入住率和居住满意度

作为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保障性住房旨在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然而,从全国来看,保障房普遍出现了高空置率、低入住率现象,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空城”。究其根源,除了准入标准制定不合理、审核程序烦琐等管理因素外,其重要原因就是社区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研究表明,保障房周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是影响居民居住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从上海调查来看,保障房总体入住率(入住户数/已建成套数)平均值为52.96%,签约入住率(入住户数/签约户数)为69.63%,住房空置率在47%左右,保障房入住情况不容乐观。一些不愿入住的签约居民把配售的房屋用于出租,使得保障房社区内部状况十分复杂。而公共配套设施的供需失衡直接影响着居民居住满意度,特别是一部分原来居住在城市中心社区的居民,对迁移前后差别较大周边配套设施非常不满意。研究发现,在迁移至保障房社区后,居民获得的公共服务设施消费服务水平下降较为严重,主要原因就是社区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缺失。

2.加剧贫困居民空间隔离与极化

居住隔离指的是具有类似特征(包括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财富等)群体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不相类似群体则相互分开从而彼此产生隔离甚至敌对态度。欧美经验表明,除了市场机制外,大规模集中修建保障房也势必会导致居住隔离。保障性工程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组过程。研究表明,随着中低收入群体大量入住,保障房社区俨然成为贫困人口聚居区。公共配套设施失衡会导致社区内居民越来越贫困,甚至出现“贫困极化”现象。一方面,贫困社区地处城市边缘,就业机会本就缺乏,而不成熟的交通配套增加了到城市中心就业的通勤成本,制约着居民外出就业;另一方面,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也制约着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长此以往,保障房社区就成为“贫困”、“落后”的代名词,远离社会中上阶层群体,形成了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孤岛”。

3.加速社区衰败与社会治理困难

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历史证明,中低收入群体的过度集中极易形成城市“贫民区”,带来保障房社区的整体衰败。以美国、法国、英国为例,社区衰败除了高贫困率外,还兼具几个特点:第一,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无所事事,如巴黎保障房社区失业率数倍于巴黎城区,18至25岁青年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40%;第二,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不思进取;第三,高犯罪率,诸如吸毒、卖淫、地下经济从业者、外来低端移民极为盛行;第四,政治对抗性强,如2005年巴黎郊区的骚乱。而事实上,保障房社区并不会自动导致社区衰败,而是公共配套设施缺失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保障房与社区衰败并无必然关联,而需要经过社区公共设施配套这一中介变量,即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配套-社区衰败。依据房屋公共设施建设“谁开发、谁配套、谁建设”原则,政府部门应是该类社区配套的直接主体。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保障房社区周边配套并不理想,这直接将居民推向贫困边缘、将社区推向衰变边缘,这势必会给城市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四、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需失衡因素分析

自2009年以来,上海市政府非常注重保障房公共配套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本市大型居住社区市政公建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若干意见》(沪府发[2009]44号)、《关于搞好本市保障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市政公建设施基本配套若干意见》(沪府发[2013]1号)、《市保障型住房配套建设管理规则》(2013)、《关于加强本市大型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6]83号)等多项文件。然而,由上文可知,保障房社区周边公共配套并没有有效满足居民需求、满意度普遍不高,究其根源主要有:

1.规划因素

从工程学角度,前期规划是工程建设的“龙头”。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上海逐渐形成了分区规划—单元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编制体系,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实质上则发挥着开发指南和建设蓝图的功能。或者说,详细性控制规划是完成保障房建设的合法性审批、指导后期房屋修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等重要蓝本。然而,众所周知,民生政策导向下大规模迅速修建保障房工程,使得详控规划并没有得以充分考虑,加之很多规划师并没有保障房规划经验、人们需求变化太快等因素,致使保障房详控规划存在很多问题并影响到后期配套设施建设,比如由于保障房的供给对象为低收入群体,其配套大多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主,致使居民的高层次需求难以满足;比如规划配套设施大多参照商品房住宅标准,而对保障房社区老人口比重预测不足,如敬老院、托老所等养老设施普遍缺配;还有如社区区位与高等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分期修建与住区人口变化的协调关系等。

2.财政因素

资金是保障房社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的关键要素。长期以来,上海市新建住宅主要是通过收取住宅配套建设费予以统筹安排。但是,根据国家规定,保障房集中建设项目免收配套建设费,这事实上直接将资金压力转嫁给了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压力。按照上海5年要建设2000万平方米总体目标,这就需要60亿元,每年约12亿元。为此,上海市实行“镇管社区”财政体制,即市、区和镇三级负责体制和人口导出区转移支付。但在施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市、区财政转移支付比重小,镇级财政压力过大;人口导出区转移支付力度小、资金到位率低;转移支付财政资金预算不合理等。比如,按照上海市规定市区居民社区管理应600元/人·年,而浦东规定仅给予导入人口镇130元/人·年,这使得导入人口镇财政资金压力巨大,进而很难为居民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

3.市场因素

开发初期,保障房社区周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投入相当大,这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显然很难有效满足,发挥市场在配套设施建设中的作用就非常重要。然而,依循“最大限度获取利润”逻辑,市场对于进驻保障房社区动力明显不足。其一,保障房社区基本处于城郊地区,周边配套较为薄弱,且政府对保障房的种种限制,使得入驻企业利润较小。其二,保障房社区居民多为城市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普遍较低,而以老年人为代表的群体常有厉行节约的消费习惯,使得企业主们避而远之,即使有进驻企业,很多也要么成为摆设、要么生意凋零。其三,人口聚集效应原理告诉我们,人口聚集与保障房社区建设有相互推动作用,即只有人口导入量达到一定规模,才对公共服务设施产生需求,进驻企业才能够有利可图,否则,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成本会较高;而之前讨论过,公共服务设施也制约着人口导入意愿。事实上,保障房社区居民大多成批建成,导入人口速度也不尽一致,还有更多保障房处于空置状态,使得前期保障房社区导入人口与公共服务设施不匹配。

4.居民因素

多项研究均表明,在同一保障房社区内,不同居民对社区满意度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就说明,在认识到社区公共配套设施确实存在供需失衡时,还应认识到人们对于公共服务设施感知的差异性。这其中,导入之前居民居住的类型尤为突出。之前居住在市中心的居民对导入社区配套设施评价明显较差。这主要源于原先居住在中心区的居民所住社区配套设施普遍较好,即使不好,中心区社区居民仍有周边营利性设施和高等公益性设施予以满足,而地处郊区的保障房社区周边配套较差,因而对社区配套依赖性较强。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的是,保障房社区配套设施建设的过程性问题,即很多保障房社区均采用分期修建方式,因导入人口规模不够而引起公共服务设施不能及时进驻;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本身需要一定时间的修建时间。由此可见,这一过程性与居民对社区配套设施即时依赖产生矛盾,致使居民们对保障房社区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产生不满意。

五、对策与建议

1.科学编制规划,提高总体性规划与具体实施环节互动性

科学规划是一项兼顾长远目标与近期计划、集谋划、策划和实施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而且,这一工程并不仅属于规划师工作,更需要多主体、多部门协同参与完成。在大规模修建保障房政策导向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大多较为仓促,这就要求在具体实施环节中不断进行调整,加强总体性规划与具体实施环节间互动,具体包括:一是与各项实施专项规划互动,要兼顾地理位置、现实状况等进行调整;二是与各实施主体进行互动,由于不同主体的侧重点不同,这就需要主体间充分互动,共同协商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特别是要加强规划团队与建设开发团队的互动,能够将控制规划内容付诸实地;三是与实施需求进行互动,包括潜在住户的客观需求、有限土地资源提供尽可能多住房需求、住宅成本需求等,要在众多需求中进行充分论证,寻求符合低成本-高效益的规划实施方案。

2.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市区政府对保障房地区政策支持

研究表明,目前将保障房后期建设与管理的重任嫁给镇政府(即“镇管社区”),这一做法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不错成绩,但从长远角度仍有很多缺陷。本着民生导向原则,市区政府应在自身资源范围内,更加注重对保障房区域的政策支持。一是要总体优化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将中心城区更多的优质教育、卫生等资源向保障房地区倾斜;二是加大对人口导入区域经济扶持,将一些重大产业布局向该地区转移,这不仅能够增加保障房社区居民就业,而且能够增加所在地区财政税收,提升镇政府服务大量导入人口能力;三是要科学预算保障房社区整体运行成本,对社区实际支出事项进行核算,要适当提高市区财政转移支付比重,特别是在保障房社区建设早期。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人口导入区财政压力,提升区域自我造血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保障房社区配套资金来源困境。

3.加强统筹协调,建立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常态机制

保障房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政府对城市整体资源的空间重置过程。事实表明,随着市中心低收入居民大规模迁移到郊区保障房社区,市中心土地价值剧增,而人口导入地区则成为肩负起安置的重担。因而,加强人口导出和导入地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就理所当然。这部分转移支付资金势必会成为保障房社区后期建设与管理经费的重要来源,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市区镇三级政府财政压力。当然,目前上海市政府也对政府间转移支付政策进行规定,但仍然需要予以完善:一是要把以住宅面积为单位转变为以导入人口数量为单位进行转移资金核算,甚至可以依据导入区政府所实际支出的管理资金核算清单进行转移;二是要变一次性核算转移转变为长期转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常态化机制,当然可以随着导入时间转变进行适当减免转移支付比重。同时,市政府还要加强政府间的财政监管,以确保人口导出区政府准时足量地将转移支付资金支付给人口导入区政府。

4.加大政策扶持,增强各市场主体投身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积极性,这是完善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配套不足的有效方式。但如前所述,各市场主体对进驻保障房社区的动力明显不足,其根源就在于利润不丰厚,甚至是无利可图。作为保障房社区建设主体,政府应主动出击,给予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将不同企业、商贩吸引到保障房社区内。一是就业补贴政策,参考接纳残疾人税收减免政策,对于接纳保障房社区居民就业的企业,政府可以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企业吸纳社区居民再就业;二是商业扶持政策,对进驻到保障房社区的商贩、企业等,可以采用税收政策减免、场地费用减免甚至营业补贴等政策优势,确保进驻商贩有利可图;当然,这一优惠扶持政策并不是长期的,而是随着人口导入规模进行动态调整。当人口导入数量足以支撑商业发展、周边政府配套完备后,这一政策便予以取消。三是要规范保障房地区的商业形态,对危害到合法商贩利益的违法业态要坚决予以取缔。

5.合理思想引导,提升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容忍度

保障房政策是政府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社会政策。但研究发现,获得保障房居住权居民的福利获得感并没有实现政府预期,甚至由于一些公共配套设施的跟进不及时产生了对政府的负面认知。为此,笔者认为,除了尽快为保障房配备完善的公共设施外,基层党组织也需要主动出击,从思想上引导群众清醒正确地认识保障房建设:一是保障房建设属于社会福利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而有些居民希望分享高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并不符合福利性住房的政策定位;二是引导民间认为地方政府有“花不完的钱”的认识,要意识到地方政府对建设保障房及其后期管理本身背负着沉重的财政压力;三是保障房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备需要一个过程,其会随着保障房社区居民入住规模增加而逐步完善。当然,基层政府也要将保障房社区的整个配套规划、时间进程、民众需求等及时与民众进行沟通,让居民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和容忍度。

参考文献:

[1] 陈广胜: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居住意愿研究——对广州的实证[J].世界地理研究,2015,24(4):57-66.

[2] 何芳,李晓丽: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及满意度因子的实证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0,189(4):83-90.

[3] 段雪辉:大型居住社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研究[J].城市观察,2016(1):85-95.

[4] 金桥,徐佳丽: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的特征、问题与未来发展[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6,(1):15-28.

[5] 张祚,陈昆仑.城市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空间决策——相关问题与研究综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29-135.

[6] 程卓,肖勇.我国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研究[J].规划师,2015(Z1):254-259.

[7] 熊健:上海大型居住社区规划的实践和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11(3):36-40.

[8] 严荣:改善上海保障房社区的运行[J].现代管理科学,2014(7):34-36.

[9] 桂家友:城市新建大型居住社区的管理困境与创新治理[J].上海城市管理,2015,(1):42-48.

[10] 桂家友:大型居住社区创新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2014,32(1):184-189.

[11] 孙慧玲:上海大型居住社区面临的教育难题及其突破[J].教育发展研究,2013(10):69-72.

[12] 李欣怡,李志刚:中国大城市保障性住房社区的“邻里互动”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7(2):108-114.

[13] 郭士征,张腾.中国住房保障体系构建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0(6):5-10.

[14] 吴宾,孙晓杰:保障性住房空置问题研究——以文献综述的框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3-68.

[15] 严荣:改善上海保障房社区的运行[J].现代管理科学,2014(7):34-36.

[16] 王凯,等: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测度研究[J].阴山学刊,2016(1):16-22.

[17] 陆超、庞平:居住隔离现象的内在机制探索与对策研究,城市规划[J].2013(6):52-56.

[18] 易成栋,张纯:北京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2015(6):2-11.

[19] 王颖禾:从保障型住房建设角度对大型居住社区规划的若干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11(3):41-44,。

[20] 杨红伟:“镇管社区”体制下城郊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的财政困境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5(9):71-74.

[21] 桂家友:大型居住社区创新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2014,32(1):184-189.

[22] 王颖禾:从保障型住房建设角度对大型居住社区规划的若干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11(3):41-44,。

[23] 李梦玄、周义:保障房建设的社会福利效应测度和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5):29-34.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号:14BRK018)、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6EGL002)和上海市委党校系统2014年青年课题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简介:张波,男,四川巴中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博士研究生,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讲师。E-mail:S_zhangyue@163.com

【来源】 上海经济